12月11日下午，继在北京、上海成功闭幕后，新媒体趋势报告会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收视率最新成果发布会最后一站广州站在广州花园酒店拉开了帷幕。会上全球领先的媒介和资讯集团尼尔森发布了其1年多时间对中国11个主要城市进行的大规模公交移动电视收视率调查报告。来自营销、广告、传媒界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多家知名 4A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等200多名嘉宾共同见证了这具有历史突破性意义的一刻。 一、公交移动电视推出“通用货币” -- 收视率 尼尔森携手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在中国11个经济最活跃的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公交移动电视收视率调查，此前已经在北京发布了青岛、武汉两地的数据，在上海增加发布了深圳、大连、南京三大城市的数据，此次在广州又增加发布了西安的调查数据。 从尼尔森的调查结果来看，公交移动电视的黄金时段集中在“07:00-09:00、17:00-19:00”早晚高峰内，从尼尔森陆续发布的对青岛、武汉、深圳、大连、南京和西安的调查情况来看，公交移动电视总体到达率已达95%，大部分城市黄金时段的收视率更是突破10%，已超过传统电视黄金时段的收视率。 尼尔森调查数据表明，青岛、武汉、深圳、大连、南京、西安六地从收视时长来看，六大城市的受众收看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的收视时长每周平均在3个小时左右，其中深圳表现突出，每周平均收看时长达到5小时以上，即每天收看时间均在40分钟以上。而从世通华纳资源在当地的占有率和触达率来看，六大城市的占有率均超过56%，大连最高为82.6%，其次青岛为80.9%；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的平均触达率在60%-70%左右。和当地电视台相比，公交移动电视在收视率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早晚两个收视高峰期间，青岛和深圳的收视率高峰均突破了10%，均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电视晚间黄金时段的收视率。 二、公交移动电视成本不到传统电视1/10 同样尼尔森根据调研得到的各城市公交移动电视分时段的触达率、收视率和收视千人数，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公交移动电视媒体的千人成本和收视点成本，方便广告主与当地电视媒体在媒体有效性上进行比较。 以青岛和大连为例，根据尼尔森公司对当地媒体的刊例价格进行测算，青岛本地电视频道全天的千人成本为95元/千人次，而晚间17:00-24:00的千人成本在77元/千人次左右，大连本地电视频道的全天平均千人成本为66元/千人次，而晚间在52元/千人次；而青岛当地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的全日平均千人成本仅38元/千人次，而黄金时段早6:30-9:00和晚间16:30-20:00的平均千人成本更低至27元/千人次，不到青岛当地电视成本的1/3；而大连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媒体的千人成本更低，全天平均是21元/千人次，黄金时段仅7元/千人次，性价比优势相当突出。 而投资回报优势在收视点成本上的体现就更为明显，以武汉为例，根据媒体的刊例价格测算，武汉当地电视台的收视点成本平均在7841元，而武汉世通华纳公交移动电视的收视点成本全天平均为408元，仅是当地电视台成本的1/20。 广告主投放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即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其广告效果也可以得到保障。根据尼尔森调研结果，以西安为例，在西安的调研可推及公交人口223万人中，以世通华纳常用的30秒广告32次/天的套播价格测算，在西安投放两周广告后，其投放总次数可达448次，总收视点为460，公交人口平均接触广告7个频次，触达人数153万人，千人成本是21元/千人次，收视点成本是494元，接触1次以上的受众比例达67%，接触3次以上的受众将近50%。 三、公交移动电视跻身主流媒体 随着收视率的发布，与会的学术界的专家和 4A 广告公司的策略主管都认为公交移动电视已经完全进入了主流媒体行列，具备了和传统电视切分市场蛋糕的实力。首先从传输方式和表现形式上看，公交移动电视和传统电视都具有本质上的共性；从商业模式上看，公交移动电视同样既提供包括新闻娱乐类节目内容，也运营广告；再加上它的受众群体庞大，和传统电视一样面向大众传播，都属于大众媒体；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不过是从室内走向了室外，因此可以把公交移动电视定位为户外的移动电视台，是电视适应人们生活形态变化的一种延伸媒体。 “这次的调查，我们从调研方式、评估指标、受众基础以及样本的抽取上都和传统电视一致，可以说为公交电视和传统电视提供了公正的比较的环境。”尼尔森中国区媒介领域执行总监陈丽洁表示，“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公交移动电视媒体的收视率在2%-10%，而传统电视台2%以上就已经算是高收视节目，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拥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陈丽洁女士的观点获得了专家们的认可，《中国广告》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张惠辛先生认为，随着众多新媒体的出现，市场已经进入了混合传播的时代，企业和 4A 公司的媒体投放计划越来越复杂，已经摆脱了单纯大媒体广告的投放模式，更注重于活动或者事件等资源的整合传播。线上和线下渠道的整合传播，网上和网下的整合传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整合传播。像世通华纳这样拥有卓越媒体价值的新媒体将会在他们的计划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 “公交移动电视收视率的发布，表明这一领域已经建立起了可以用来清晰衡量广告投放效果的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广告主今后完全可以和在传统电视投放广告一样，发挥收视率作为‘通用货币’的功能，按收视率高低来购买广告时段，作到精准的覆盖和投入，这是传媒界的又一大创新举措，影响深远。”广东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范以锦先生如是说。 公交移动电视运营商世通华纳董事、常务副总裁崔斌认为世通华纳和尼尔森联手推出公交电视收视率的意义重大：“这是户外新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引入科学严谨的精准化评估方法，建立行业标准，开创了户外新媒体行业的先河。不但推动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向主流媒体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世通华纳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崔斌同时表示，借助收视率发布这股东风，世通华纳对未来发展也作出了规划。他说：“集团在国际传媒专家张镇中董事长兼 CEO 的领导下，对现有的资源结构进行了优化，在巩固世通华纳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二、三线经济较为活跃城市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加强一线城市的布局。此外我们全力在销售与市场上发力，推出了各项服务于市场的推广活动，并引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建立了专门服务于大客户的专业部门，提供专业和国际化的服务。”

提到攻击性广告，很多人并不陌生。最经典的案例，本人认为应该是百事可乐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的那一系列攻击性强并令人拍案称绝的电视广告战役了。 提到攻击性广告，很多人并不陌生。最经典的案例，本人认为应该是百事可乐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的那一系列攻击性强并令人拍案称绝的电视广告战役了。 役前，可口可乐一直是全球软饮料行业中的龙头老大。曾经有很多企业仿制出了类似可口可乐的饮料。但毫无例外，全让正牌的可口可乐击败了。百事可乐公司自1898年开始创办，由于多种原因，只能在市场边缘勉强生存。 斯梯尔担任百事可乐总裁后，首先把自己产品的市场定位于战后年轻的一代。他选用青春活力的青年男女做广告，强势打出“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的口号。这个广告含沙射影地指出可口可乐不过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老古董，根本配不上当前年轻人的活力四射。 不久，百事公司在一些公共场所邀请人们同时饮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品尝后请他们评价两者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喜欢吃甜食的心理，在没有名牌效应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略甜一些的百事可乐的味道。同时，那些参与测试者喜欢百事可乐的神情，也都被拍摄下来，并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创意让百事可乐大获成功，如果说百事可乐开头的广告只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可口可乐的话，那么这次，百事可以说是彻底撕下伪装，而和可口打了一场漂亮的白刃战。“试味道”这一招对可口公司高层震动很大，他们经过讨论，认为可口可乐的味道已经不能符合新一代公众的胃口，并决定改变旧配方把可口可乐的甜味提高。 没想到，百事公司又推出了攻击性更强的一则新广告。广告首先推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可口可乐要改变配方?”，接着出现一个小女孩，充满悲伤地说：“他们把味道变了。”接下来，这个小女孩拿着一瓶百事可乐，在饮下一口之后，小女孩恍然大悟地说：“噢，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堪称经典的百事广告，不仅再一次在目标消费群中塑造了自己的美誉度，并使得一大批原属于可口可乐的品牌消费者，也纷纷倒戈。役后，百事可乐终于达到了与百事可乐分庭抗礼的市场地位，也使得斯梯尔这个货车司机出身的百事公司总裁成为了传奇式的人物。 当前，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策******，上述百事公司运用的那些攻击性很强的广告手法，已经明令禁止。但攻击性广告绝对不能因此而被商者忽视，毕竟攻击性广告是在付出及低成本条件下，针对竞争对手某些缺陷或不足，进而能够翻本争利的杀伤性最强的有力武器。 攻击性广告最重要一点或者说灵魂就是“卖点塑造”的问题。卖点塑造是任何一个广告的基点，尤其对攻击性广告来说更是如此。攻击性广告卖点主要的寻找途径，就是我们在确定目标竞争者及其产品后，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广告或其他营销手法等方面相对薄弱的环节，然后针对不足迅速确定未来的广告或其他传播行为，达到扩大自己市场的目的 为了让问题具象化，我们以目前广告火爆的某某保健产品来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该产品实质是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组合，严格意义上仍应属于维生素类保健品。相对于美国维生素占据保健品销售总额三分之二的情况，由于某些原因，我国维生素的市场销售始终是不温不火。乃至在这个“重量级”产品投放市场以后，我国的保健品市场似乎也没有掀起多大涟漪。

微软最新广告“我是一台电脑”，花费3亿，充满童趣。这一广告，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播出，是其一系列活动的起点。 目前，有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即Apple和Hodgman如何隐藏这位小童星。我们期待Apple下一次颠覆性的广告。

倍受关注的浙江奥康公司与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日前终于有了结果。浙江省永嘉县法院一审判决央视广告代理公司败诉，责令其赔偿浙江奥康公司违约金314.76万元。此判决结果一出，即引起一片争议。央视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判决不能理解，因为央视已提供了有效的证明但法院未予采纳；央视代理公司代理律师则认为，此判决有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法院没有客观考虑双方产生争议的实际原因，完全偏向浙江奥康公司一方。 央视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新闻媒体是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公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这种国家级的宣传媒体，有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时刻关注时事变化并及时进行报导宣传。因此，央视的节目和广告播出出现变化当属正常，任何广告公司所代理的广告都要遵循上述原则。据了解，浙江奥康公司委托代理公司在央视发布广告并于2007年5月30日签署合同，鉴于中央电视台的特殊性，双方无法在签约当时确定2008年度合作项目的具体播出情况及播出条件，即该广告项目是否还继续播出？在哪个频道播出？以及在何时播出？播出费用如何？为此，在合同签署前，代理公司就2008年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调整向奥康公司做了客观说明，而双方通过充分交流达成共识并在合同第八条就广告具体播出安排明确约定：「如因重大节日、活动及央视频道、节目调整原因，本合同广告发布的播出频道、时间以央视实际播出频道、时间为准。」合同第一条规定的具体时间显然只是初步的约定时间，真正的播出时间当以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为准。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律师认为，浙江省永嘉县法院认为该条款「只是针对特殊情形处理的约定」，显然是对上述条款的错误理解，也没有顾及新闻媒体的特殊性。事实上，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发生严重的冰雪灾害，加上春节联欢晚会、「两会」召开以及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等重大事件，央视节目调整频繁，浙江奥康公司的广告发布当属依约履行。 判决下达后，媒体曾在第一时间致电该案主审法官李晓光，请他对该案上述判决发表看法，但他以当事人尚未接到判决书为由拒绝回答。据记者了解，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已向温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二审开庭日期尚未明确。

在中国南方报纸《广州日报》的头版上，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子。上面是一篇有关当地拳击冠军柳海龙的八卦故事，旁边是一幅柳海龙格斗姿势的巨幅图片和中国电信的一则广告。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广告业专家认为，报纸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这似乎并不适用于这家中国最大的都市报纸。 中国广告协会(CAA)报刊委员会主任梁勤俭表示：“在危机中，强者甚至会变得更强。那些已成功转型为以商业为导向、同时读者群数量仍在上升的都市报纸将是赢家，对《广州日报》来说尤其如此。” 上述乐观评价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但没人预计中国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步入衰退。其结果是，迄今为止广告业整体支出仍保持稳定，明年将继续增长。 法国阳狮集团(Publicis)旗下的媒体广告投放部门实力传播(ZenithOptimedia)预计，2009年全球广告支出将下降0.2%，其中北美市场将收缩5.7%，但预计中国市场的广告支出仍将增长13%。 这将与2008年的水平持平，甚至更高。根据CTR媒介智讯(CTRMediaIntelligence)提供的数据，2008年前10个月，中国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4.7%，预计全年的增长率将达到12%。CTR媒介智讯是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合作的一家广告市场研究公司；中央电视台是中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广告销售商（以收入计）。 2008年报纸的广告收入非常丰厚，前10个月增长逾20%。 尽管2009年不太可能维系这种增长，但业内高管预计，房地产或汽车等遭受重创行业减少的广告收入，将会被销售低价消费品公司的新广告收入替代。 梁勤俭表示：“来自化妆品、医药、保险和电器商品的新广告收入将弥补那些减少的收入。” 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詹森•布鲁斯奇科(JasonBrueschke)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视为2009年相对更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许多中国国内的公司认为，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布鲁斯奇科还指出，中国增长迅速的城市中产阶级是让他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 许多中国公司努力创建自有品牌，这也推动了广告支出。 上月，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黄金广告时段拍卖创下纪录，已清楚地显示出了这种趋势。 分析师认为，由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广告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可能受益于此次危机，因为被迫削减支出的广告客户更重视可以确保获得最大曝光度的媒体。 报纸广告市场也是如此，《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等官方报纸对广告客户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们的发行是受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的需求推动的。 但都市报纸，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都市报，在过去10年里进行了根本转型。编辑们在选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市场，而不是宣传部门官员的指示。

在21世纪，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取信息，一旦读者陷入信息渠道竞争的“沼泽”，他们就会回归传统：只获取值得信任的信息，这正是一直以来报纸的伟大使命，权威性必将使报纸在未来更强大。 如果报纸能够提供可以信任的新闻资讯，那么其发行量会上升，这个“发行量”包括网页流量、RSS订阅人数、电子邮件列表订户、手机报纸等，这同样将惠及广告。 最近，美国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官方网站宣布，将于明年4月起停止出版纸质日报，专注于制作网络版报纸。读到这条消息的人，一定都熟悉这样的镜头： 地铁上、火车上、公交车上，几个认真读报的人，丝毫不介意周围的喧嚣；一个悠闲惬意的午后，泡一杯茶或咖啡，品一份自己喜欢的报纸，一脸的享受与满足……报纸，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视线从报纸投向网络，当人们手里的报纸换成手机或某种阅读器的时候，报纸将以何种形态生存？目前大多数网络版是免费的，读者如果抛弃印刷版跑到网上，电子版会不会影响印刷版的销量？互联网技术是不是“非营业性技术”或“具有破坏性的技术”？ 消亡还是涅槃？ 其实早在2007年1月，创刊于1645年的瑞典《国内邮报》已停止发行印刷版，只以网络版的形式出现。很多人担心，它是否已不再是“世界上仍在发行的最古老的报纸”。曾在该报工作20年的主编汉斯·赫尔姆感伤地说：“网络版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报纸了，这种改变将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当“版面缩小了一英寸半”的《纽约时报》面世时，《编辑和出版者》杂志高级编辑乔·斯特鲁普也曾发出：“今日缩小，明日消失？”的焦虑。 焦虑早已有之。当网络把铺天盖地的信息极其廉价地推到读者面前时，关于“报纸是否消亡”的争论就一直不断，而传统媒体对网络的青睐让报纸的生存更充满悲情色彩。 此时，传媒大亨默多克站出来了。他在演讲中表示：“与报业‘悲观论’看法不同，我相信报纸发展还将再创新的高峰。在21世纪，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取信息，一旦读者陷入信息渠道竞争的‘沼泽’，他们就会回归传统：只获取值得信任的信息，这正是一直以来报纸的伟大使命，权威性必将使报纸在未来更强大。” 这位生意人以极其诗意的语句表示，传统报纸未来不会走向衰亡，网络将使传统报业“涅槃重生”，数码时代将孕育出拥有庞大市场的全新报业形式，并让订报纸的读者倍增。 他认为，如果报纸能够提供可以信任的新闻资讯，那么其发行量会上升，这个“发行量”包括网页流量、RSS订阅人数、电子邮件列表订户、手机报纸等，这同样将惠及广告。 不变的是核心价值 《纽约时报》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他的言论。有数字显示，2007年，纽约时报集团的数字业务收入比2006年增长22%，2008年上半年数字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2.6%，增加了2.6%%，数字纽约时报公司以30%%—40%%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其印刷报纸的发行量并未减少。 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当被问到纸制《纽约时报》的将来时，其董事会主席和出版人苏兹伯格表示：“我真的不知道五年后《纽约时报》是否还能继续出版发行。事实上，我也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苏兹伯格表示，他目前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控制和管理好《纽约时报》从传统报纸发行到电子版转变的过程。他表示：“互联网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我们正朝那个方向前进。”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案例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民表示，网络技术是否会为纸制媒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还是一个不断发展探索的阶段，任何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但他强调，报纸的核心价值在于信息的挖掘、采集、制作和把关等等，而印刷只是其生产流程的一个要素。从长远来看，纸制的形式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表明报纸的形式发生了本质变化。 而新技术本身也不是网络的专利，“很多传统媒体的记者在写作时会从网络上收集信息，会用MSN等通讯工具与人沟通，这说明新技术同样可以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喻国明说。 同时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报纸不管通过什么媒介都应该是收费的，比如美国很多报纸的网络版都不是免费的，而且其网络版的费用远低于订阅纸制的，因为其生产成本要低的多。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尝试，”他举例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电子版让边远地区的人们以较低价格阅读浙江日报，而且通过这种渠道，可以获得读者的阅读信息，比如他们喜欢看哪方面内容，哪篇文章受欢迎等等。这些信息对改善纸制媒体的质量有极大好处。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技术发展确实能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 定制“我的报纸” “越是在信息泛滥的时候，报纸的价值就越能体现。”喻国明认为，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报纸会朝着更为集约的方向发展，服务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某报纸定制某个评论家的文章，或者你需要的信息。”他举例说。 默多克也认为，当前的挑战是透过报纸品牌，让读者获得个性化新闻，并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传送。他声称，“要在今日竞争中获胜，报纸再也不能提供‘大小通吃’的新闻，其挑战是利用报纸品牌为读者量身打造新闻”。 个性化服务有赖于技术的不断革新。苏兹伯格曾表示：“为了满足读者对网络新闻发布方式的强烈需求，我们一直在寻找契机和技术依托，将纽约时代周刊独一无二的新闻内容提供给更多读者。” 2006年，《纽约时报》公司与微软合作推出时报阅读器TimesReader。这是一款基于PC的获取新闻的软件，用户在缴纳165美元的年费或者15.95美元的包月费后，无论在线还是离线，都可以读到最近几天发生的各类新闻，还可获得时报精选、付费填字游戏以及其他各类特色服务。“这是报纸与网络媒体互动合作的重要一步。”苏兹伯格说。 相关链接 今年7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国家级多媒体数字出版实验室首次公布了对全国335份数字报纸的测评报告。自2006年2月全国第一张数字报《浙江日报》数字报诞生起，到目前，全国已经有33家报业集团，300多家报社，500多份报纸出版发行数字报。 测试报告结论显示：八成多媒体数字报纸导航功能完备；近四成多媒体数字报纸不具备简单检索功能；绝大部分多媒体数字报纸更新周期与纸质报纸一致；半数以上的多媒体数字报纸有两种在线浏览格式；近半数多媒体数字报纸用户控制功能设置不完善；绝大部分多媒体数字报纸没有真正实现多媒体化；1/3多媒体数字报纸读者交互功能差，不太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尚无多媒体数字报纸采用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仅有4%%的多媒体数字报纸为付费浏览，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中。

10日上午10点，随着长永高速1145km处一座人行天桥上最后一块广告牌被施工人员放倒，该公路沿线上的33块违章广告牌全部被拆除，“省门第一路”将更加和谐、规范、整洁。　 长永高速公路连接长沙市区和黄花机场，于1994年12月建成通车，是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被称为“省门第一路。自长沙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长永高速公路成了整治的重点，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公路两侧非公路标志牌进行了重点清查，清理出四方坪至黄花机场出口路段共计33块违章广告牌。 自8月28日上午违章广告牌清理行动启动以来，在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长永路政管理处、长永交警大队的紧密配合下，施工队伍采用打桩、挂拉索固定、氧割、吊车清场等方法，在规定的10天时间里，安全、高效地将清理出的违章广告牌拆除，面积达数千平方米，重达近千吨。 为了使拆除行动顺利完成，长永高速交警大队出动警车10多台次，警员20多人次，在现场维护秩序、疏导交通、保障安全，在整个拆除行动中，没有发生一起封路、堵车或其它安全事故。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完成后，他们将制订出统一的发布标准，确保高速公路两侧及天桥广告牌有品位、上档次，使“省门第一路”真正成为环境优美的“安全路、文化路、环保路、科技路、文明形象路”。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