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

目前，我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公益性报纸出版事业投入长期不足，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薄弱等现状。如何转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报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年会的第三分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公益性报纸的使命”这一话题展开研讨。 传播成败取决内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内容。对此，《南方农村报》主编陈永表示，服务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报刊内容必须符合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农民才会自愿掏腰包订阅。这一观点在此次年会上得到业界同仁的普遍认同。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就表示，要实实在在做好报纸内容，考虑农民最需要什么、农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报社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 北方蔬菜报社社长周杰三介绍，为做好报纸内容，他们要求采编团队要具有实战性，要求办报会写稿、进棚会指导、上台会讲课。为更加准确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北方蔬菜报》还要求采编人员一周至少有3天进蔬菜大棚，一个月至少有两次为农民讲课。 人民铁道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温继武表示，真实、客观地反映行业读者和社会读者的心声，全面、正确地把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行业报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双向服务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而这其中，充分发挥行业报在行业内信息完整、准确、快速、权威的优势，运用多种新闻载体对社会热点、难点以及重大社会现象和突发事件进行正确引导，是行业报在公共服务舆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努力提升自身活力 对于公益性报纸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涉农报刊负责人在发言中都表示，必须借助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扶持。《农村大众报》总编辑崔永刚坦言，现在补贴“三农”的项目很多，但为“三农”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涉农报刊却鲜有补贴，甚至有时还要上缴诸多税种，这无疑加剧了农村报的负担，因此，政府对涉农报刊的扶持力度应适当有所加大。其他与会嘉宾也表示，希望能够减免税费、给农民家庭直接补贴一定额度的订报费、健全农村发行投递网络、成立扶持涉农报刊发展基金。 希望政策扶持，并非意味着报社自身就不思进取。一些报业负责人提出，不管是未来将明确概念的公益性报纸，还是目前呼吁政策支持的涉农报刊，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活力、主动寻求发展途径、不能一味依赖政策扶持。为保障公益性报纸的健康发展，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社长许宝健就提醒说，虽然现在对公益性报纸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但已经有部分报纸开始以公益性报纸自居，于是不思改革、不思改进，等着政策、等着扶持、等着补贴。“这种思想和观念是要不得的。有些报纸，本来就存在着‘生存靠补贴、发行靠文件，调动积极性靠提干’的倾向。这些不好的苗头应该及早提醒大家注意，以防公益性走偏。” 对此，陈永也表示，关于涉农报刊的政策出台势必鼓励其走向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之路，让报社在服务和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发展壮大。崔永刚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应通过激发内部活力来实现涉农类报刊的复兴。涉农报刊要着力提升采编、经营的能力，认识自身的不足，主动探索改革方案，改革办报理念，树立“市场导向意识”，让干事创业成为主流。 零距离服务读者 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涉农报刊在提供服务上开始多样化，让农民群众更方便地获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公共服务范围，也使涉农报刊得到发展。 陈永认为，若互联网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涉农报刊也可以以电子报刊的形式出现。在谈到不断根据农村读者的需求变化创新服务手段时，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介绍说，《河南科技报》搭建“三农”服务综合平台，联合河南邮政开通了6部科技110热线电话，组织农业技术人员24小时接听农民群众的电话，对群众反映紧急的事情，连夜组织专家去解决。此外，建设手机************和手机报，定期发布各类农资产品的价格和市场行情，沟通商品供求信息，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同时，还创立科技进修学校、农技110协作网、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免费接听、处理读者的电话咨询，免费向农村群众赠送报纸和科技书籍，免费举办科普讲座，免费举行测土配方，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杰三也介绍，目前，《北方蔬菜报》正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手机报，利用手机传播信息，解决农村报刊投送难的问题。同时，该报还将建设视频平台，利用移动技术传输影像，让专家远程了解蔬菜的具体情况，实现异地诊治。

微软最新广告“我是一台电脑”，花费3亿，充满童趣。这一广告，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播出，是其一系列活动的起点。 目前，有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即Apple和Hodgman如何隐藏这位小童星。我们期待Apple下一次颠覆性的广告。

据悉，由《亚洲户外》发起并与中国广告协会户外广告委员会合作，得到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经济调查中心支持，近30家全国主流媒体协助的“30×30找回都市——户外广告与城市相生共荣30年系列活动”日前已经全面展开。 　本次活动选择国内3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广泛征集近30年来关于城市景观、特别是户外广告发展的经典影像资料，以城市的变革与户外广告的演进为轴线，再现城市风貌与民众生活的日新月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迁，检索中国城市变革的逻辑与影像，梳理户外广告业30年来的发展轨迹，弘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外广告让城市更美好”的理念。 　系列活动包括城市经典影像的公开征集、征集作品的巡展与专题论坛、出版发行中国户外广告30年大型画册这三个阶段，活动已于2008年10月中旬正式启动，将于明年初结束。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媒体板块依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不过，在增长背后，由于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广告业务在未来无疑将受到压制，新媒体板块的发展也存在着隐忧。 日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三家传媒巨头纷纷发布了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航美传媒第三季度总营收为3370万美元，同比增长217.3%；净利润为750万美元，去 年同期为净亏损1530万美元。华视传媒第三季度总收入达到3590万美元，同比增长285.7%。其中，广告收入较上一季度环比增长77.9%，同比增长312%。分众传媒的财报显示，由于公司缩减市场营销预算，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担忧，近期全球广告支出显示出下滑迹象。分众传媒第三季度总营收为2.248亿美元，同比增长63.7%；净利润为5135万美元，去年同期为4661万美元，同比增长10.2%。虽然新媒体板块在三季度整体依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但金融危机对广告行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分众传媒CEO谭智表示，三季度的业绩低迷主要由于今年经济形式的重大变化，从9月底开始，分众的一些客户已开始推迟合同，四季度公司仍将面临客户推迟合约的困难，这些都导致了公司广告业务的下滑。 展望未来，分众传媒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与欧洲市场消费需求疲软等状况已经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谭智表示：“第三季度末和第四季度，我们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广告业环境，对第四季度业绩的保守预测是在困难的市场环境下对当前业务预期的反映。” 在分众传媒发布财报后，有三家投资银行降低了对分众传媒股票的评级，而分众传媒也在财报发布随后一日出现了上市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跌幅达45.12%。 业内专家分析，虽然分众传媒三季度财报不算出彩，低于华尔街的预期，不过未来相对悲观的预期以及对部分业务前景看淡才是近期其股价大跌的主因。尼尔森公司对亚洲广告客户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预计他们的广告预算明年将会下降，其中1/4预计将比今年下降20%以上。 业内专家指出，分众传媒的遭遇预示着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中国的传媒业，为应对此次新媒体广告危机，分众传媒以及“类分众”传媒企业必须在挑战中谋求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新媒体还要面对奥运对于明年广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今年是奥运年，广告形势比较好，明年就很难再到这个高度。奥运年的中国广告拥有420亿美元的市场，2009年的广告投放调下来也是合理的。”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

10日上午10点，随着长永高速1145km处一座人行天桥上最后一块广告牌被施工人员放倒，该公路沿线上的33块违章广告牌全部被拆除，“省门第一路”将更加和谐、规范、整洁。　 长永高速公路连接长沙市区和黄花机场，于1994年12月建成通车，是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被称为“省门第一路。自长沙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长永高速公路成了整治的重点，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公路两侧非公路标志牌进行了重点清查，清理出四方坪至黄花机场出口路段共计33块违章广告牌。 自8月28日上午违章广告牌清理行动启动以来，在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长永路政管理处、长永交警大队的紧密配合下，施工队伍采用打桩、挂拉索固定、氧割、吊车清场等方法，在规定的10天时间里，安全、高效地将清理出的违章广告牌拆除，面积达数千平方米，重达近千吨。 为了使拆除行动顺利完成，长永高速交警大队出动警车10多台次，警员20多人次，在现场维护秩序、疏导交通、保障安全，在整个拆除行动中，没有发生一起封路、堵车或其它安全事故。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完成后，他们将制订出统一的发布标准，确保高速公路两侧及天桥广告牌有品位、上档次，使“省门第一路”真正成为环境优美的“安全路、文化路、环保路、科技路、文明形象路”。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广告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多元发展和持续发展四个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省广告经营单位已达9500余户，从业人员7.6万人，经营额近7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山东省广告业已形成以具备综合服务能力的广告公司为骨干，以高效畅通的媒介传播网络为支撑，能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广告促销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广告业成为促进山东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产业。 突出重点　齐抓共管 ３０年来，伴随广告业的发展和国家相关广告管理法规的逐步完善，山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寓服务于管理之中，严格依法行政，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不断优化广告市场发展环境。特别是近年来，山东省工商系统针对广告市场突出问题，按照标本兼治、打防并重的方针，在全省广泛开展了广告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有力地维护了广告市场秩序。 在广告专项整治工作中，山东省工商系统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防范、查处、曝光三个关键环节，注重制度创新，逐步探索建立了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违法广告公告、广告市场主体退出、广告信用监管等多项制度，广告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道路。同时，全省工商系统积极畅通群众举报投诉网络，初步形成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广告市场综合治理机制。 今年以来，山东省工商局在广告监管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广告监测、联合公告、信用评价、市场退出、责任追究“六项制度”。通过积极实施“六项制度”，全省广告违法率大幅下降，其中药品、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违法率与今年一季度相比，回落了30个百分点。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需要社会各个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为此，山东省工商局不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及联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单位广告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实现了监管信息的沟通与共享，增强了广告监管的合力和实效。 广告监测是工商机关维护广告市场秩序、监控广告市场动态的重要手段。通过３０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山东省已建立了省、市、县（市、区）三级广告监测网络，坚持定期监测和日常监测相结合，实现了对虚假违法广告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今年，省工商局已组织4次对全省重点媒体发布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５类广告的监测检查。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工商机关共监测各类广告50余万条次，在监控广告发布动态，提高监管效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度领先　机制评价 建立违法广告公告制度，发布违法广告提示，对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山东省工商局先后将30多个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例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山东省各级工商机关还逐步建立了广告市场信用评价机制，定期向社会公示企业守信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与此同时，工商机关根据企业违法性质，依法分别给予企业责令整改、行政告诫、行政处罚、暂停广告发布业务、停止广告经营业务和取消广告经营资格等处罚。对违法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广告主体，依法暂停、停止其广告业务，完善了市场退出机制。 在广告违法主体责任追究方面，山东省工商局与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联合发布相关规定,对不履行广告审查义务，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的广告发布者以及发布单位的广告审查员和部门负责人追究责任。 为提高广告行政执法水平和效能，山东省工商局不断创新监管方式，逐步推行了行政指导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制和行政处罚案后回访制等制度，不断提升执法水平。 模式转变　促进发展 在日常执法中，山东省工商系统坚持疏导与查处相结合，区别运用不同手段，从“刚性监管”为主向“刚柔相济”的监管模式转变、从“事后监管”为主向“事前指导”转变，通过实行行政提示、行政告诫、行政建议、行政调解、信息发布等制度，引导监管相对人守法经营，督促其改正违法行为。 近年来，山东省工商局连续出台了《关于认真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促进全省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条件和广告业企业资质认定条件有所放宽。 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自1989年起 ,山东省工商局先后组织了12届“山东优秀广告作品评选”、9届“山东省‘学院杯’青年广告设计大奖赛”、7届“山东省广告人书画作品展评”，并于今年结合山东省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召开举办了广告创意大赛，促进了全省广告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提高。同时，省工商局还先后组织开展了“广告行业重信誉、创优质服务”活动、“讲诚信、打虚假、促自律，规范广告发布行为”争创活动，提升了广告经营者的进取意识、自律意识和守法意识。 实践证明，在规范中发展，广告业才能快速增长；在发展中规范，广告业才能革除弊端，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展望未来，站在新的起点上，山东省工商局将不断研究探索新形势下促进广告业发展和加强广告管理的新路子、新方法，注重制度创新，强化工作措施，不断提高执法效能，切实保障广告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