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23日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11月底，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4.86万件。明年，工商部门将深入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继续以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食品、药品、医疗等广告为重点，严查虚假违法广告。

联想手机广告覆盖了新浪博客人气排行榜前10名中的8位名博，特别是最近流量急升的黄健翔也纳入了联想手机的覆盖范畴。这是博客流行以来，首次出现著名企业大范围投放广告的先例，无论是对联想、新浪、博主，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能否确定这种三方大胆尝试，就能开启博客广告的新篇章和博客广告的春天呢？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次三方的合作是一个粗糙的合作，无论是从联想还是新浪甚至是博主都完全没有为此次合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信息发布者，联想对博客广告的载体缺乏充分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博客载体缺乏与时俱进的衡量标准 从联想手机覆盖的名博来看，人气、点击率是联想手机选择投放的核心标准，就像以发行量、覆盖率来衡量传统媒体一样。但如果将对传统媒体的评判标准完全移植过来评判博客广告则有点过于狭隘。 主要是博客载体与传统载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性质不一样，传统媒体是带有官方、公正、权威的形象，而博客只是一家只言，没有任何公正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受众群不一样，传统媒体由于其丰富性和栏目的多样性，可以覆盖众多受众的阅读兴趣，而博客相对比较单一，不是粉丝就是兴趣爱好接近的受众；还有一方面就是受众阅读心理不一样，阅读传统媒体很多是为了获取大量的社会新闻或者相关社会信息，而点击名博的网民就的心理就不一样，不是获取偶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就是一些花边或者相对的隐私。 所以如果单纯的以人气、点击率来衡量和发布博客广告，追求博客广告的有效性，可能就很难达到发布广告的初衷和目的。而其实博客载体最大的特性不在人气、点击率，而最大特性是针对性强、受众群体忠诚度高、连续性、关联性强等特点，只有充分利用这些特点，才能有效提高博客广告的价值。 从联想手机覆盖的一些名博，有相当一部分是体育人士，如李承鹏、黄健翔等，而如果联想手机有针对性地推广运动手机，我想必现在单纯的放一款手机要好，这就可以有效加强广告的针对性、关联性，因为只有匹配的，才是最美的。 2、忽略了博主的重要性 在传统媒体上刊登硬性广告，你可以忽略记者甚至是主编的重要性，因为在传统媒体上，新闻、信息的重要性要高于记者和主编，读者甚至不关心记者、主编是谁。但是登陆博客的网民就不一样，博主比信息更重要，毫不夸张地将，受众登陆博客就是冲着博主去的，特别是持续性登陆的网民更是如此。 而如果忽略了博主的存在和重要性，就会大大严重影响博客广告的价值，从这次联想手机投放的一系列博客广告，就严重忽略了博主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中性的大众型品牌，联想手机的广告登陆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博客，如黄健翔、韩寒，虽然他们人气和点击率非常高，但相对也是具有强烈争议的人物，而且其受众的群体特征也是十分显著。登陆这些博客做广告，在某种程度上讲，会影响品牌形象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在著名的大众型品牌当中，只要与自己品牌相关的代言人，出现一点争议和负面新闻，都会遭到品牌的封杀和唾弃。 3、忽略了信息组合的匹配性 从联想手机在一些博客上发布的广告，皆更传统的平面广告一样，采用同一画面的静止的形式呈现，严重忽略了网络的特性和重要性。 当然这种信息组合和发布的内容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了提高博客广告的发布价值，一定将信息和载体进行有效的搭配，才能发挥博客广告的价值。说白点，就是充分利用的特性发布网络广告。 如网络画面的动态性、空间的无限性、画面更换的多样性、信息传播的系列性等特点，但在此次联想发布的广告，基本上跟传统平面媒体一样，一个简单的形象画面，这严重影响了网民对广告的关注兴趣，大大降低了网络广告的发布价值。 其次新浪对开发博客广告还没做好心理完全的准备。 从这次联想刊登的众多博客广告可以看出，新浪对开发博客广告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说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呢？因为可以排除技术因素，比如新浪的一些新闻页面的网络广告在运用网络技术、特性方面都运用得比较好，如动态性、空间的无限性、画面的丰富性等。但在联想刊登的博客广告终，除开一个背景 静止的界面，几乎什么代表网络广告的特征都看不到，连最起码的点击链接都没有。 可能有些看官说，是因为费用的原因，所以才只能刊登类似的广告形式，那只能说新浪对博客广告的开发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 1、信心不足 坦白讲，出现联想手机网络广告传统平面的现象，就是新浪在开发博客广告这个载体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对其前景不是很看好。从而配置相应的技术力量不足，以及如何运作博客广告这个网络新载体，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思路和推广模式，只是单纯的点击率和所谓的流量来吸引客户进行尝试性的广告投放。 2、对于推广博客广告缺乏核心支持 从联想覆盖的几大博客界面来讲，新浪的客户人员对其缺乏有效的指导或者是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博客广告的价值所在。故就单纯的以平常的流量、点击率、人气排名等一些表象现象来推广博客广告这个新载体。 其实相对其他网络页面，博客的页面有几个特征是非常突出的，第一是粘性较高，相对其他网页简单的浏览，只要是走进博客页面的网民或者受众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第二有效点击比较高，这是博客广告的巨大优势，虽然其他页面流量比较大，但大多数都是无效点击，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价值，而博客广告就不一样，如果针对性比较强的话，基本上能有效锁定销售群体，提高有效点击率。 如在著名篮球员博客推广篮球运动装备，在娇艳美女博客上推广化妆品，在摄影大师博客上推广相机等信息。如果新浪的客户人员在推广、开发博客广告的时候，能有效寻找出博客广告的核心推广价值，及时提供有效指导，那么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也可以为博客广告的未来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博主这重要一环严重滞后，不能有效融入到三位一体的商业中。 在传统媒体上刊登广告，只要企业和媒体达成意见即可，不需要征求记者、主编的任何意见，但在博客这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上发布广告，不仅要征求博主的意见，而且博主的质量是博客广告核心价值，因为只有博主的质量越高，受众人数、忠诚度就越高，这是其他信息传播载体无可比拟的。 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博主这个主动的空间创建者、信息发布者，在推广博客广告这个商业空间中，始终是处于消极、被动的角色，远没有信息发布者、信息承载者这两个角色积极主动。这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决定的。 1、不愿将自己的私密空间作为商业运作 基本上一些有名的博主在物质上基本处于无忧状态，基本上不原意为了一些小利在自己的私密空间作广告。这基本上是博主的一个很大众的心理特征，所以这也是博主为什么不愿意积极融入到这个三位一体商业环境的重要原因。 2、主观认为商业开发价值不大 与明星代言动不动就是几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相比，博客的商业价值同样是占用名人空间，博客广告的价值相对比较低，特别是在目前博客广告商业价值不成熟的情况下，获得的物质回报就会更低。 这就严重影响了博主开发、参与到博客广告中的积极性，这也是博主为什么在博客广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又处于相对滞后消极一环的症结所在。 3、信息的不对称机制 在博客广告的商业推广过程中，与企业、媒体相比，博主的信息基本上比较闭塞，某种程度上这种信息都是单向流通，只是等到企业、媒体决定选择博主之后，才会博主沟通、协调。 其实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商业空间，只有信息在这个空间中顺畅的进行双向流动，才能真正将三位融为一体，否则只能是两位一体。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得获取、流通机制是极其不利于博客广告推广和发展的。因为博主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会决定博客广告的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博客广告的春天还没有来，联想的大胆尝试也没有开启博客广告的新篇章，但笔者很欣喜的是看到了博客广告的未来，因为在此次博客广告中，无论企业、新浪、博主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意向性合作推广。同时笔者也相信随着这三位合作的逐步成熟，博客广告一定会迎来其百花齐放的春天。

微软最新广告“我是一台电脑”，花费3亿，充满童趣。这一广告，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播出，是其一系列活动的起点。 目前，有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即Apple和Hodgman如何隐藏这位小童星。我们期待Apple下一次颠覆性的广告。

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从三鹿贪婪蒙昧的高管团队到恒天然的放纵，一幅百亿级企业一朝崩塌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其中留给中国商界的反思，远未终结曾经位居中国奶业三强之一的三鹿集团，终于要作彻底告别。伴随三鹿即将破产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时出庭的，还有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这次全国聚焦的庭审，勾勒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最高潮时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径。

在中国南方报纸《广州日报》的头版上，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子。上面是一篇有关当地拳击冠军柳海龙的八卦故事，旁边是一幅柳海龙格斗姿势的巨幅图片和中国电信的一则广告。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广告业专家认为，报纸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这似乎并不适用于这家中国最大的都市报纸。 中国广告协会(CAA)报刊委员会主任梁勤俭表示：“在危机中，强者甚至会变得更强。那些已成功转型为以商业为导向、同时读者群数量仍在上升的都市报纸将是赢家，对《广州日报》来说尤其如此。” 上述乐观评价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但没人预计中国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步入衰退。其结果是，迄今为止广告业整体支出仍保持稳定，明年将继续增长。 法国阳狮集团(Publicis)旗下的媒体广告投放部门实力传播(ZenithOptimedia)预计，2009年全球广告支出将下降0.2%，其中北美市场将收缩5.7%，但预计中国市场的广告支出仍将增长13%。 这将与2008年的水平持平，甚至更高。根据CTR媒介智讯(CTRMediaIntelligence)提供的数据，2008年前10个月，中国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4.7%，预计全年的增长率将达到12%。CTR媒介智讯是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合作的一家广告市场研究公司；中央电视台是中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广告销售商（以收入计）。 2008年报纸的广告收入非常丰厚，前10个月增长逾20%。 尽管2009年不太可能维系这种增长，但业内高管预计，房地产或汽车等遭受重创行业减少的广告收入，将会被销售低价消费品公司的新广告收入替代。 梁勤俭表示：“来自化妆品、医药、保险和电器商品的新广告收入将弥补那些减少的收入。” 花旗集团(Citigroup)分析师詹森•布鲁斯奇科(JasonBrueschke)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视为2009年相对更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许多中国国内的公司认为，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布鲁斯奇科还指出，中国增长迅速的城市中产阶级是让他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 许多中国公司努力创建自有品牌，这也推动了广告支出。 上月，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黄金广告时段拍卖创下纪录，已清楚地显示出了这种趋势。 分析师认为，由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广告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可能受益于此次危机，因为被迫削减支出的广告客户更重视可以确保获得最大曝光度的媒体。 报纸广告市场也是如此，《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等官方报纸对广告客户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们的发行是受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的需求推动的。 但都市报纸，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都市报，在过去10年里进行了根本转型。编辑们在选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市场，而不是宣传部门官员的指示。

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奥运“蛋糕”，后奥运时代，广告公司更为关注“体育营销”、“公益营销”。 　58.9%的广告公司认为奥运会使得中国广告总体投入增加，认为减少的广告公司也占到了三成多。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认可“奥运效应”，广告公司对待奥运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搭上“奥运”号的广告公司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到奥运的“蛋糕”，更多的公司在奥运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双方态度泾渭分明。 　广告公司对待奥运态度泾渭分明 　一类广告公司极力推崇奥运会对品牌营销传播的价值。此类公司有两种，一是客户中有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二是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 　服务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是本次奥运营销的大赢家。正如广告公司所乐见的，诸多企业为了利用奥运的大好时机宣传自己的产品，不惜成本大做广告。据胜三公司估算，奥运赞助商的广告支出达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由于赞助商的“烧钱”行为，为之服务的广告公司当然跟着受益。而对于奥运营销倾注的心血也很大，从如何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到成为奥运会赞助商之后的具体战略，不少公司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为客户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也想淘得一桶奥运金，因此它们极力帮助无力跳过奥运赞助这一高门槛的企业打起奥运“擦边球”，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达到提升品牌的效果。虽然奥运隐性广告遭到封杀，但广告公司早有准备，新花样不断上演。 　另一类广告公司对奥运的态度相对冷静。大部分此类公司的客户中没有奥运赞助商。或者是因为客户品牌与奥运营销并不匹配，或者是受到自己业务规模、能力的限制，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去追求“奥运”效应，态度自然会相对冷静。北京维传縗-普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奕认为：“传播的效果所看的是声音减掉噪音后还剩多少。借力奥运的确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人人都试图发出最大的声音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强的噪音，发声的结果也就难以判断。”

目前，我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公益性报纸出版事业投入长期不足，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薄弱等现状。如何转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报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年会的第三分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公益性报纸的使命”这一话题展开研讨。 传播成败取决内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内容。对此，《南方农村报》主编陈永表示，服务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报刊内容必须符合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农民才会自愿掏腰包订阅。这一观点在此次年会上得到业界同仁的普遍认同。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就表示，要实实在在做好报纸内容，考虑农民最需要什么、农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报社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 北方蔬菜报社社长周杰三介绍，为做好报纸内容，他们要求采编团队要具有实战性，要求办报会写稿、进棚会指导、上台会讲课。为更加准确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北方蔬菜报》还要求采编人员一周至少有3天进蔬菜大棚，一个月至少有两次为农民讲课。 人民铁道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温继武表示，真实、客观地反映行业读者和社会读者的心声，全面、正确地把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行业报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双向服务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而这其中，充分发挥行业报在行业内信息完整、准确、快速、权威的优势，运用多种新闻载体对社会热点、难点以及重大社会现象和突发事件进行正确引导，是行业报在公共服务舆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努力提升自身活力 对于公益性报纸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涉农报刊负责人在发言中都表示，必须借助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扶持。《农村大众报》总编辑崔永刚坦言，现在补贴“三农”的项目很多，但为“三农”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涉农报刊却鲜有补贴，甚至有时还要上缴诸多税种，这无疑加剧了农村报的负担，因此，政府对涉农报刊的扶持力度应适当有所加大。其他与会嘉宾也表示，希望能够减免税费、给农民家庭直接补贴一定额度的订报费、健全农村发行投递网络、成立扶持涉农报刊发展基金。 希望政策扶持，并非意味着报社自身就不思进取。一些报业负责人提出，不管是未来将明确概念的公益性报纸，还是目前呼吁政策支持的涉农报刊，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活力、主动寻求发展途径、不能一味依赖政策扶持。为保障公益性报纸的健康发展，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社长许宝健就提醒说，虽然现在对公益性报纸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但已经有部分报纸开始以公益性报纸自居，于是不思改革、不思改进，等着政策、等着扶持、等着补贴。“这种思想和观念是要不得的。有些报纸，本来就存在着‘生存靠补贴、发行靠文件，调动积极性靠提干’的倾向。这些不好的苗头应该及早提醒大家注意，以防公益性走偏。” 对此，陈永也表示，关于涉农报刊的政策出台势必鼓励其走向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之路，让报社在服务和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发展壮大。崔永刚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应通过激发内部活力来实现涉农类报刊的复兴。涉农报刊要着力提升采编、经营的能力，认识自身的不足，主动探索改革方案，改革办报理念，树立“市场导向意识”，让干事创业成为主流。 零距离服务读者 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涉农报刊在提供服务上开始多样化，让农民群众更方便地获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公共服务范围，也使涉农报刊得到发展。 陈永认为，若互联网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涉农报刊也可以以电子报刊的形式出现。在谈到不断根据农村读者的需求变化创新服务手段时，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介绍说，《河南科技报》搭建“三农”服务综合平台，联合河南邮政开通了6部科技110热线电话，组织农业技术人员24小时接听农民群众的电话，对群众反映紧急的事情，连夜组织专家去解决。此外，建设手机************和手机报，定期发布各类农资产品的价格和市场行情，沟通商品供求信息，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同时，还创立科技进修学校、农技110协作网、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免费接听、处理读者的电话咨询，免费向农村群众赠送报纸和科技书籍，免费举办科普讲座，免费举行测土配方，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杰三也介绍，目前，《北方蔬菜报》正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手机报，利用手机传播信息，解决农村报刊投送难的问题。同时，该报还将建设视频平台，利用移动技术传输影像，让专家远程了解蔬菜的具体情况，实现异地诊治。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