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奥运“蛋糕”，后奥运时代，广告公司更为关注“体育营销”、“公益营销”。 　58.9%的广告公司认为奥运会使得中国广告总体投入增加，认为减少的广告公司也占到了三成多。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认可“奥运效应”，广告公司对待奥运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搭上“奥运”号的广告公司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到奥运的“蛋糕”，更多的公司在奥运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双方态度泾渭分明。 　广告公司对待奥运态度泾渭分明 　一类广告公司极力推崇奥运会对品牌营销传播的价值。此类公司有两种，一是客户中有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二是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 　服务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是本次奥运营销的大赢家。正如广告公司所乐见的，诸多企业为了利用奥运的大好时机宣传自己的产品，不惜成本大做广告。据胜三公司估算，奥运赞助商的广告支出达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由于赞助商的“烧钱”行为，为之服务的广告公司当然跟着受益。而对于奥运营销倾注的心血也很大，从如何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到成为奥运会赞助商之后的具体战略，不少公司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为客户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也想淘得一桶奥运金，因此它们极力帮助无力跳过奥运赞助这一高门槛的企业打起奥运“擦边球”，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达到提升品牌的效果。虽然奥运隐性广告遭到封杀，但广告公司早有准备，新花样不断上演。 　另一类广告公司对奥运的态度相对冷静。大部分此类公司的客户中没有奥运赞助商。或者是因为客户品牌与奥运营销并不匹配，或者是受到自己业务规模、能力的限制，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去追求“奥运”效应，态度自然会相对冷静。北京维传縗-普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奕认为：“传播的效果所看的是声音减掉噪音后还剩多少。借力奥运的确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人人都试图发出最大的声音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强的噪音，发声的结果也就难以判断。”

据悉，由《亚洲户外》发起并与中国广告协会户外广告委员会合作，得到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经济调查中心支持，近30家全国主流媒体协助的“30×30找回都市——户外广告与城市相生共荣30年系列活动”日前已经全面展开。 　本次活动选择国内3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广泛征集近30年来关于城市景观、特别是户外广告发展的经典影像资料，以城市的变革与户外广告的演进为轴线，再现城市风貌与民众生活的日新月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迁，检索中国城市变革的逻辑与影像，梳理户外广告业30年来的发展轨迹，弘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外广告让城市更美好”的理念。 　系列活动包括城市经典影像的公开征集、征集作品的巡展与专题论坛、出版发行中国户外广告30年大型画册这三个阶段，活动已于2008年10月中旬正式启动，将于明年初结束。

微软最新广告“我是一台电脑”，花费3亿，充满童趣。这一广告，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播出，是其一系列活动的起点。 目前，有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即Apple和Hodgman如何隐藏这位小童星。我们期待Apple下一次颠覆性的广告。

冯小刚回归贺岁喜剧的作品《非诚勿扰》上映以来，票房高奏凯歌，迅速突破两亿元，但同时，该片也因存在大量的植入式广告而被观众批评，观众认为这些广告严重影响了电影的质量。 所谓植入式广告，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软广告。这类广告隐藏在电影的叙事之中，多数情况下以电影道具的形式出现。比如早先007系列电影之中的宝马车，《变形金刚》中的雪弗兰汽车等，国产片较早出现植入式广告的当属冯小刚作品，比如《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就出现了银行信用卡、某品牌的润滑油、甚至正在销售的楼盘等。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并不影响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而对于商家和电影制片方而言，植入式广告也越来越成为双方看好的一种合作形式。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质量的提高，票房节节攀升，国产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商家越来越看重电影这个平台。同时，相对于电影开始之前大量的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显然要更巧妙一些。植入式广告将商品糅进故事之中，在创意上先胜了一筹，同时又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电影的宣传，这显然要比抢占观众时间、硬性灌输的广告要强得多，更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商家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来做广告。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植入式广告因弥补了影片拍摄经费的不足，大大降低了高成本影片的投资风险而为制片方所采纳。广告作为影视产业中帮助投资方回笼资金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国际影视界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据了解，电影《非诚勿扰》已经靠植入广告收回了一半投资。 笔者认为，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电影产业的运作越来越成熟。投拍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资金问题曾困扰着电影人，而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压力。这一点，相信观众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观众所反感的是那些生硬突兀的植入式广告。 植入式广告做得好与不好，则是考验制片方能力的重要因素。将广告巧妙地糅合进情节之中而不影响情节的发展，这才是好的广告，相反，让观众觉得生硬和突兀，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就是败笔。《非诚勿扰》中，二者并存，航空公司和汽车的广告都让观众觉得自然和顺畅，某信用卡和房地产的广告则简单生硬。冯小刚自己也坦言对于本片中较为生硬的植入式广告心存遗憾，下一次运作时会特别注意加以改进。 植入式广告并没有错。电影制作方也好，广告商也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使植入式广告更好地和电影故事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欣赏到纯粹好看的电影，当然，对于其中比较自然顺畅的植入式广告，观众也就爱屋及乌了。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专家称“润物无声”看本事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新片《非诚勿扰》，最近曝光了片中为植入式广告设计的幽默对白。而近期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桃花运》《证人》《爱呼2》以及《女人不坏》，广告身影更是无处不在……一部影片，究竟植入多少广告才算合理？观众能否接受这种电影融资方式？记者采访了部分片商、导演、专家乃至影迷来寻求答案。 “不等于打断”植入式广告热的冷思考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报告，仅2006年，全国综艺娱乐节目中植入式广告的产值已近10亿元。如果加上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等载体中的植入式广告，这个数字将更大、更惊人。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　新时代的营销专家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以“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悄然地渗入人心，却让人浑然不觉，而深谙其道的操作者更是利用它赚得钵满盆满不亦乐乎。

新闻集团旗下的社交网络MySpace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克里斯·德沃夫（Chris DeWolfe）于当地时间周一表示，尽管经济危机影响到了大型媒体公司的业绩，但是，2009年MySpace的广告收入仍会继续增长。 德沃夫在“路透媒体峰会（Reuters Media Summit）”上表示：“我们的收入和利润已经相当可观。尽管当前经济形势萎靡不振，但是我们仍将保持增长。”在谈到上季度收入实现了18%的同比增长时，德沃夫表示：“除了本应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之外，我们目前还没有感受到（经济危机的）任何影响。目前有很多公司都在将预算从线下媒体转移到在线媒体，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站点，MySpace允许用户建立个人页面，并在上面撰写文章、发布视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好。该网站通过广告进行盈利，但是对用户则完全免费。 MySpace目前已经成功推出了MyAds项目。该项目使得小企业可以通过特定的渠道向MySpace用户发送广告，广告费为25美元至10000美元不等。德沃夫表示，MyAds的广告主目前已经达到9000家。 尽管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经强调，将会大力发展付费注册业务，但是MySpace还是计划保持利用广告盈利并提供免费服务的商业模式。“我们既不会一味追求付费模式，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德沃夫说，“但我们的核心服务将永远免费。” 下调广告收入预期 考虑到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众多网络和媒体分析师纷纷下调了2009年的在线广告收入预期。 当地时间周一早些时候，法国广告商Havas Advertising旗下MPG North America首席运营官史蒂夫·兰扎诺(Steve Lanzano)在“路透媒体峰会”上表示，2009年的美国广告支出将下滑5%～8%。美国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也在同一天将2008年全美在线广告支出的预期从8月份的249亿美元下调至236亿美元。不过，下调后的数字较2007年仍然增长11.3%。这表明，尽管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广告收入都呈现下滑态势，但是在线广告收入却仍有望继续增长。 广告业的衰退和经济的不断下滑使得互联网公司的身价大幅缩水，因此目前收购初创公司的成本将大幅降低，而德沃夫也从中看到了机会。有些公司半年前的身价还在2亿～2.5亿美元之间，而如今却愿意以2000万～2500万美元将自己出售。最近有些初创公司也开始与德沃夫展开接洽。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拓展一些关键的海外市场，而且音乐业务也存在一定的机会，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锁定任何收购目标。” 德沃夫说。 MySpace CEO：企业将广告预算由线下媒体转向网络媒体 明年广告营收仍会增长 德沃夫在“路透媒体峰会”上表示，“我们的营收和利润已经相当高了，尽管经济不景气，但还会继续增长。除了认为本来应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外，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许多企业都将广告预算由线下媒体转向网络媒体，这对我们有利。”上一季度MySpace营收同比增长了18%。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

“牛”年到。不论是广告公司还是广告主，都希望这个寓意辛勤耕耘喜获丰收的吉祥生肖，能帮他们一扫金融危机的阴霾，在2009年牛起来。 2008年，扑朔迷离的传播环境、市场环境让广告公司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愈加迷茫：曾经-奉为经典的品牌管理模型失灵了，原有的模块化品牌管理方案不得不被推翻，广告主对广告公司在特定时期灵活、快速地应对危机事件、行业变化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整合传播营销方案是要更多地迎合消费者心理，还是以固守品牌文化为传播基点？广告公司在企业需求、舆论导向和消费心理的平衡中踯躅前行。 中国广告业生态调查报告进入第七个年头，作为广告业的主干，我们一直更为关注广告公司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走向，尽管往年的报告也显示出广告公司和广告主、媒体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但是，在2008年的报告中，我们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广告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广告主的需求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广告公司不仅在实践上跟不上广告主的市场节拍，更在服务理念上与广告主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差。 广告主的生存之本在市场，广告公司的生存之源在广告主，这本是广告业生态环境中最为清晰的一条生态链。 然而，这条生态链却发生了扭曲。 以往，广告公司在究竟是广告主还是媒体主导广告行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面对媒体资源稀缺的传播环境，广告公司和广告主把广告活动的重心偏向了具有垄断性资源的强势媒体。 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往情深的广告公司突然发现自己被“闪”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需要“代理”，直接与广告主联姻。广告公司传统的主流服务模式受到广告主的严重质疑。这样的鸿沟和偏差，如果再不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任其扩大，足以致命。 既然传统的经验已不再有效，改变就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瞬息即变的市场环境、面对庞杂混乱的传播环境，企业家更希望广告公司能加强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希望广告公司能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整合营销传播能力，从代理服务型向管理顾问型转变。 我们不能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市场拼杀，土生土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对市场反应更为敏锐，对品牌管理更为熟悉，填补这条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告公司的綷-营者们伏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企业家学习，尽快弥补广告公司那块足以致命的“短板”。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国经济遭遇“冬天”。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广告业还是处在上升势头。调查显示，上半年，广告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从0.44亿增长到了0.94亿人民币。奥运经济大大推动了中国广告行业，61.3%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增长，经历了增长的广告公司平均增长率为14.2%。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增幅高出平均值近一倍。 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究竟是谁在裸泳。面对资本的“断供”，现在的新媒体不得不挤掉泡沫，通过相互并购寻求出路。不过，新媒体能否真正活下来恐怕还需经受得住广告传播规律的检验。 信心对于广告这个智力型行业而言，比资金和资源更重要。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广告公司对2009年的预期信心，这让我们忧心忡忡。传统业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市场和客户没有新的广告需求。面对危机，消极主义者眼里是冬天的萧瑟与凄凉；乐观主义者眼里是冰雪覆盖下孕育的勃勃生机。 金融危机不可能片刻即逝，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然而，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我们要说，消极悲观的负面情绪是不符合行业发展现状的，只会把整个行业和广告公司引入歧途。因此，我们更希望，广告公司能从这个报告里，感受到更多的信心、勇气和鼓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危机就包含机遇的意思。应对得力，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 2009年的新春佳节来得早。在这个早春的日子里，我们建议，广告公司尤其应该积极地从改变自身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与广告主齐心协力，共同寻找更加实效、经济的抵御寒流之策。在我们看来，广告公司理应成为欣欣向荣的报春花，尽早唤醒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看到正在解冻的冰川、正在开封的大地，提早为新一轮的春播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祝福，2009年，能有更多的广告公司逆风飞扬，牛气冲天，越飞越高。

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