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23日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11月底，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4.86万件。明年，工商部门将深入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继续以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食品、药品、医疗等广告为重点，严查虚假违法广告。

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福州市平潭县一家房地产公司擅自发布机动车车身广告，被平潭县工商局处以罚款2万元，并责令其限期登记。据悉，这是7月1日《关于福州市机动车车身广告设置和发布管理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正式实施以来福州市查处的第一起违法发布车身广告案件。 不少私家车主接到登记通知 据了解，平潭这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擅自在两辆自有看房直通车车身上喷涂广告。平潭县工商局对其进行了拍照取证，并依据《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开出“罚单”，对其处以罚款2万元。 今年7月1日，由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福州市公安局共同颁布的《关于福州市机动车车身广告设置和发布管理的意见》正式实施。该意见详细规定，悬挂本市号牌的机动车必须依法经由指定的工商机关登记才可发布车身广告，且内容、形式、规格等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否则最高罚3万元。 近日，已有不少私家车车主接到4S店的电话，要求前往进行登记。记者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私家车的牌照外都加装了金属外框，上面显示的是车商名称和联系电话等等，按照规定，这也是需要先登记后才可发布的广告。如果未登记，那么车辆经销商就要挨罚。 据统计，截至目前，福州市工商系统共登记机动车车身广告3036辆。其中，私家车登记1968辆。 小车车门禁发广告 广告公司没了生意 《意见》实施一个多月来，在广告界也引发不小反响。一开始，不少广告业内人士对这一政策十分欢迎，因为登记无需费用，又将车身广告发布规范化了，有利于促进私家车车身广告行业的发展。但渐渐地，广告公司业者却纷纷表示，业务发展几乎陷入困境。由于《意见》中规定，车门、车窗、前后挡风玻璃等处均不允许粘贴广告，那么对于私家车而言，只剩引擎盖、后备盖处可以发布广告，而不少有意发布广告的企业认为这些位置不够醒目，难以取得好的宣传效果。福州某广告公司陈经理告诉记者，从7月至今，他们没有接到一单私家车广告发布业务。 福州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表示，《意见》规定车门不允许粘贴广告，是根据2005年交警总队******的一个政策作出的规定。这位人士表示，“企业、车主对此确实反应比较强烈，但在这项政策没有正式更改之前，只能严格执行。” 据了解，由于2005年时私家车比较少，政策主要是针对公交车和货车。而小车和货车、公交车的车身比例完全不一样，小车的两个车门就占据了整个车身的位置，所以这一位置规定在私家车相当普及的现在显得有些尴尬。一些企业和广告业者已就此向交警部门反映情况，交警部门尚未作出表态。

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奥运“蛋糕”，后奥运时代，广告公司更为关注“体育营销”、“公益营销”。 　58.9%的广告公司认为奥运会使得中国广告总体投入增加，认为减少的广告公司也占到了三成多。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认可“奥运效应”，广告公司对待奥运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搭上“奥运”号的广告公司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到奥运的“蛋糕”，更多的公司在奥运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双方态度泾渭分明。 　广告公司对待奥运态度泾渭分明 　一类广告公司极力推崇奥运会对品牌营销传播的价值。此类公司有两种，一是客户中有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二是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 　服务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是本次奥运营销的大赢家。正如广告公司所乐见的，诸多企业为了利用奥运的大好时机宣传自己的产品，不惜成本大做广告。据胜三公司估算，奥运赞助商的广告支出达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由于赞助商的“烧钱”行为，为之服务的广告公司当然跟着受益。而对于奥运营销倾注的心血也很大，从如何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到成为奥运会赞助商之后的具体战略，不少公司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为客户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也想淘得一桶奥运金，因此它们极力帮助无力跳过奥运赞助这一高门槛的企业打起奥运“擦边球”，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达到提升品牌的效果。虽然奥运隐性广告遭到封杀，但广告公司早有准备，新花样不断上演。 　另一类广告公司对奥运的态度相对冷静。大部分此类公司的客户中没有奥运赞助商。或者是因为客户品牌与奥运营销并不匹配，或者是受到自己业务规模、能力的限制，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去追求“奥运”效应，态度自然会相对冷静。北京维传縗-普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奕认为：“传播的效果所看的是声音减掉噪音后还剩多少。借力奥运的确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人人都试图发出最大的声音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强的噪音，发声的结果也就难以判断。”

提到攻击性广告，很多人并不陌生。最经典的案例，本人认为应该是百事可乐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的那一系列攻击性强并令人拍案称绝的电视广告战役了。 提到攻击性广告，很多人并不陌生。最经典的案例，本人认为应该是百事可乐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的那一系列攻击性强并令人拍案称绝的电视广告战役了。 役前，可口可乐一直是全球软饮料行业中的龙头老大。曾经有很多企业仿制出了类似可口可乐的饮料。但毫无例外，全让正牌的可口可乐击败了。百事可乐公司自1898年开始创办，由于多种原因，只能在市场边缘勉强生存。 斯梯尔担任百事可乐总裁后，首先把自己产品的市场定位于战后年轻的一代。他选用青春活力的青年男女做广告，强势打出“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的口号。这个广告含沙射影地指出可口可乐不过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老古董，根本配不上当前年轻人的活力四射。 不久，百事公司在一些公共场所邀请人们同时饮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品尝后请他们评价两者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喜欢吃甜食的心理，在没有名牌效应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略甜一些的百事可乐的味道。同时，那些参与测试者喜欢百事可乐的神情，也都被拍摄下来，并出现在电视上。这个创意让百事可乐大获成功，如果说百事可乐开头的广告只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可口可乐的话，那么这次，百事可以说是彻底撕下伪装，而和可口打了一场漂亮的白刃战。“试味道”这一招对可口公司高层震动很大，他们经过讨论，认为可口可乐的味道已经不能符合新一代公众的胃口，并决定改变旧配方把可口可乐的甜味提高。 没想到，百事公司又推出了攻击性更强的一则新广告。广告首先推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可口可乐要改变配方?”，接着出现一个小女孩，充满悲伤地说：“他们把味道变了。”接下来，这个小女孩拿着一瓶百事可乐，在饮下一口之后，小女孩恍然大悟地说：“噢，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堪称经典的百事广告，不仅再一次在目标消费群中塑造了自己的美誉度，并使得一大批原属于可口可乐的品牌消费者，也纷纷倒戈。役后，百事可乐终于达到了与百事可乐分庭抗礼的市场地位，也使得斯梯尔这个货车司机出身的百事公司总裁成为了传奇式的人物。 当前，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策******，上述百事公司运用的那些攻击性很强的广告手法，已经明令禁止。但攻击性广告绝对不能因此而被商者忽视，毕竟攻击性广告是在付出及低成本条件下，针对竞争对手某些缺陷或不足，进而能够翻本争利的杀伤性最强的有力武器。 攻击性广告最重要一点或者说灵魂就是“卖点塑造”的问题。卖点塑造是任何一个广告的基点，尤其对攻击性广告来说更是如此。攻击性广告卖点主要的寻找途径，就是我们在确定目标竞争者及其产品后，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广告或其他营销手法等方面相对薄弱的环节，然后针对不足迅速确定未来的广告或其他传播行为，达到扩大自己市场的目的 为了让问题具象化，我们以目前广告火爆的某某保健产品来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该产品实质是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组合，严格意义上仍应属于维生素类保健品。相对于美国维生素占据保健品销售总额三分之二的情况，由于某些原因，我国维生素的市场销售始终是不温不火。乃至在这个“重量级”产品投放市场以后，我国的保健品市场似乎也没有掀起多大涟漪。

冯小刚回归贺岁喜剧的作品《非诚勿扰》上映以来，票房高奏凯歌，迅速突破两亿元，但同时，该片也因存在大量的植入式广告而被观众批评，观众认为这些广告严重影响了电影的质量。 所谓植入式广告，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软广告。这类广告隐藏在电影的叙事之中，多数情况下以电影道具的形式出现。比如早先007系列电影之中的宝马车，《变形金刚》中的雪弗兰汽车等，国产片较早出现植入式广告的当属冯小刚作品，比如《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就出现了银行信用卡、某品牌的润滑油、甚至正在销售的楼盘等。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并不影响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而对于商家和电影制片方而言，植入式广告也越来越成为双方看好的一种合作形式。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质量的提高，票房节节攀升，国产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商家越来越看重电影这个平台。同时，相对于电影开始之前大量的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显然要更巧妙一些。植入式广告将商品糅进故事之中，在创意上先胜了一筹，同时又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电影的宣传，这显然要比抢占观众时间、硬性灌输的广告要强得多，更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商家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来做广告。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植入式广告因弥补了影片拍摄经费的不足，大大降低了高成本影片的投资风险而为制片方所采纳。广告作为影视产业中帮助投资方回笼资金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国际影视界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据了解，电影《非诚勿扰》已经靠植入广告收回了一半投资。 笔者认为，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电影产业的运作越来越成熟。投拍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资金问题曾困扰着电影人，而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压力。这一点，相信观众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观众所反感的是那些生硬突兀的植入式广告。 植入式广告做得好与不好，则是考验制片方能力的重要因素。将广告巧妙地糅合进情节之中而不影响情节的发展，这才是好的广告，相反，让观众觉得生硬和突兀，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就是败笔。《非诚勿扰》中，二者并存，航空公司和汽车的广告都让观众觉得自然和顺畅，某信用卡和房地产的广告则简单生硬。冯小刚自己也坦言对于本片中较为生硬的植入式广告心存遗憾，下一次运作时会特别注意加以改进。 植入式广告并没有错。电影制作方也好，广告商也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使植入式广告更好地和电影故事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欣赏到纯粹好看的电影，当然，对于其中比较自然顺畅的植入式广告，观众也就爱屋及乌了。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专家称“润物无声”看本事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新片《非诚勿扰》，最近曝光了片中为植入式广告设计的幽默对白。而近期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桃花运》《证人》《爱呼2》以及《女人不坏》，广告身影更是无处不在……一部影片，究竟植入多少广告才算合理？观众能否接受这种电影融资方式？记者采访了部分片商、导演、专家乃至影迷来寻求答案。 “不等于打断”植入式广告热的冷思考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报告，仅2006年，全国综艺娱乐节目中植入式广告的产值已近10亿元。如果加上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等载体中的植入式广告，这个数字将更大、更惊人。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　新时代的营销专家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以“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悄然地渗入人心，却让人浑然不觉，而深谙其道的操作者更是利用它赚得钵满盆满不亦乐乎。

目前，我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公益性报纸出版事业投入长期不足，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薄弱等现状。如何转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报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年会的第三分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公益性报纸的使命”这一话题展开研讨。 传播成败取决内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报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内容。对此，《南方农村报》主编陈永表示，服务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报刊内容必须符合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农民才会自愿掏腰包订阅。这一观点在此次年会上得到业界同仁的普遍认同。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就表示，要实实在在做好报纸内容，考虑农民最需要什么、农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报社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 北方蔬菜报社社长周杰三介绍，为做好报纸内容，他们要求采编团队要具有实战性，要求办报会写稿、进棚会指导、上台会讲课。为更加准确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北方蔬菜报》还要求采编人员一周至少有3天进蔬菜大棚，一个月至少有两次为农民讲课。 人民铁道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温继武表示，真实、客观地反映行业读者和社会读者的心声，全面、正确地把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行业报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双向服务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而这其中，充分发挥行业报在行业内信息完整、准确、快速、权威的优势，运用多种新闻载体对社会热点、难点以及重大社会现象和突发事件进行正确引导，是行业报在公共服务舆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努力提升自身活力 对于公益性报纸的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涉农报刊负责人在发言中都表示，必须借助政府******相关政策加以扶持。《农村大众报》总编辑崔永刚坦言，现在补贴“三农”的项目很多，但为“三农”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涉农报刊却鲜有补贴，甚至有时还要上缴诸多税种，这无疑加剧了农村报的负担，因此，政府对涉农报刊的扶持力度应适当有所加大。其他与会嘉宾也表示，希望能够减免税费、给农民家庭直接补贴一定额度的订报费、健全农村发行投递网络、成立扶持涉农报刊发展基金。 希望政策扶持，并非意味着报社自身就不思进取。一些报业负责人提出，不管是未来将明确概念的公益性报纸，还是目前呼吁政策支持的涉农报刊，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活力、主动寻求发展途径、不能一味依赖政策扶持。为保障公益性报纸的健康发展，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社长许宝健就提醒说，虽然现在对公益性报纸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和相关政策的******，但已经有部分报纸开始以公益性报纸自居，于是不思改革、不思改进，等着政策、等着扶持、等着补贴。“这种思想和观念是要不得的。有些报纸，本来就存在着‘生存靠补贴、发行靠文件，调动积极性靠提干’的倾向。这些不好的苗头应该及早提醒大家注意，以防公益性走偏。” 对此，陈永也表示，关于涉农报刊的政策******势必鼓励其走向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之路，让报社在服务和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发展壮大。崔永刚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应通过激发内部活力来实现涉农类报刊的复兴。涉农报刊要着力提升采编、经营的能力，认识自身的不足，主动探索改革方案，改革办报理念，树立“市场导向意识”，让干事创业成为主流。 零距离服务读者 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涉农报刊在提供服务上开始多样化，让农民群众更方便地获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公共服务范围，也使涉农报刊得到发展。 陈永认为，若互联网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涉农报刊也可以以电子报刊的形式出现。在谈到不断根据农村读者的需求变化创新服务手段时，河南科技报社副社长李志民介绍说，《河南科技报》搭建“三农”服务综合平台，联合河南邮政开通了6部科技110热线电话，组织农业技术人员24小时接听农民群众的电话，对群众反映紧急的事情，连夜组织专家去解决。此外，建设手机************和手机报，定期发布各类农资产品的价格和市场行情，沟通商品供求信息，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同时，还创立科技进修学校、农技110协作网、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免费接听、处理读者的电话咨询，免费向农村群众赠送报纸和科技书籍，免费举办科普讲座，免费举行测土配方，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杰三也介绍，目前，《北方蔬菜报》正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手机报，利用手机传播信息，解决农村报刊投送难的问题。同时，该报还将建设视频平台，利用移动技术传输影像，让专家远程了解蔬菜的具体情况，实现异地诊治。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网络广告增长率为29.8% 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119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7年增长54.9%，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奥运为互联网企业的广告收入贡献较大，品牌广告主对网络广告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各类视频网站在营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00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会受到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加快、网络广告成本进一步降低等利好因素的促进，不过，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2009年的网络广告营收规模会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达到154.5亿元，相对于2008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9.8%。 新媒体有可能逆市上行 对于不被看好的2009年，业内厂商有着相同的看法。游戏内置广告商壁虎科技CEO李柳军表示，经济寒冬可能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个打击，但对于新媒体而言则有可能是机遇。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形下，广告主会大幅削减广告投放。“当广告主广告预算被大幅削减时，它首先会砍掉电视、报纸等占大头的传统媒体广告。” 悠视网CEO李竹也认为，从昂贵的电视和平面媒体减下来的部分广告预算会投向有替代性的网络视频。同时，广告主对营销效果的注重，导致广告投放更加倾向于细分群体，受众层次明确的营销价值得以显现。 网络广告正进入品牌营销 一直以来，网络广告一直为广告主所诟病的就是其展现效果的单一。传统的网络广告以广告联盟为代表的文字链接、图片链接等长尾型效果广告为主，受众不清，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而对品牌的提升无太大帮助。 而随着网络视频这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广告市场。广告业内人士表示，附着于视频上的网络广告类似于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广告，目的在于树立品牌形象，将会是品牌广告主的主投方向，而提高广告的展现效果，无疑会加大对广告主的吸引力。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