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从三鹿贪婪蒙昧的高管团队到恒天然的放纵，一幅百亿级企业一朝崩塌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其中留给中国商界的反思，远未终结曾经位居中国奶业三强之一的三鹿集团，终于要作彻底告别。伴随三鹿即将破产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时出庭的，还有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这次全国聚焦的庭审，勾勒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最高潮时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径。

2月17日，百度宣布将在2009年回购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这是继在海外上市的盛大、网易、腾讯、新浪等公司回购后又一家现金流充沛的互联网企业所作出的回购措施。据初步统计，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回购股票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这在互联网评论人士刘兴亮看来，互联网巨头是因为对中国互联网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才会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回购股票行动。 巨头回购总额已超10亿美元 12月17日，百度宣布，该公司在12月16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在2009年年底前回购最多2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美国时间12月11日，新浪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总额最高达1亿美元的新浪普通股，回购将通过公开市场收购或场外协商交易等方式进行。 12月15日，腾讯申报回购17．98万股公司股票，这已经是腾讯第二次申报回购股票。12月1日，腾讯申报回购11．3万股公司股票，涉资482万港元。同样在12月15日，阿里巴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回购股票80万股，总金额约434万港元。阿里巴巴曾于11月11日获董事会批准一项回购总值达20亿港元的公司股份回购计划。 上述企业宣布的回购计划，加上9、10月在香港联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一批企业将进行的回购，初步统计中国互联网企业目前的回购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 刘兴亮对记者表示，由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上述公司的股票或多或少都显出了颓势，这次大规模的回购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力挽股价颓势，通过传递公司的信息以稳定公司的股价；其次是为了加强市值管理。这也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地运用多种科学、合法的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第三是为了“取悦”机构投资者、为未来再融资做铺垫；第四是在特殊时期打造公司负责任的形象；第五，回购股票可以减少流通股份，提高公司每股资产盈利能力，从而缓解在股价超跌时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 互联网广告前景诱人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于今年10月发布报告预测，中国互联网广告在2009年的增幅将达到40％，市场规模也将增至52亿美元。易观国际分析师李智指出，2007年国内互联网广告规模只有131亿元，仅占整个广告行业的10．6％，广告主如果需要通过缩减支出“过冬”的话，首先选择缩减的是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的支出，广告主会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互联网上投放广告。 一些外媒也表示看好中国互联网广告的前景。12月1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最近几年以来，互联网广告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渐增，而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发展，原因是广告主在寻找更实惠的方式来推广自己产品，互联网广告正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知名评论人士洪波对中国互联网广告前景也抱乐观态度：“一些行业在加大互联网广告的投放，比如零售与服务、金融、快消品等。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广告主可能会收紧品牌广告的支出，转向促销型广告。价格低廉、效果可衡量的互联网广告可能更受广告主青睐。另外，由于很多出口企业转而开拓内销市场，也会增加广告主的数量。整体上看，互联网广告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中国互联网明天被看好 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和风投市场也是人们对互联网的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原因。到11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2．9亿，中国网民中宽带接入的比例超过80％，中国已全面进入宽带网络时代。 清科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30日，今年共有48只投资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大陆　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581．25亿元，比去年全年募资额高出63．3％；风投方面也创出历史新高，前11月共有76家中外创投机构新募集110只基金，其中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金额达70．81亿美元——新募基金数较去年全年增加了89．7％，新募资金较去年全年增加了29．1％；今年前11个月，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503起投资案例，较去年全年增加14．3％，投资金额则逼近40亿美元大关。 可以说，金融危机给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的商机大于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在华跨国IT企业趋于谨慎，在人才招募方面也变得保守，有些企业甚至暂停招聘，给中国互联网企业网罗更多更优秀人才带来良机。以网络游戏这一领先于欧美的商业模式为例，国人可以发现、采用世界领先的商业模式，获得很好的商业机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扩大内需。

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

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奥运“蛋糕”，后奥运时代，广告公司更为关注“体育营销”、“公益营销”。 　58.9%的广告公司认为奥运会使得中国广告总体投入增加，认为减少的广告公司也占到了三成多。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认可“奥运效应”，广告公司对待奥运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在这场盛宴中，能够搭上“奥运”号的广告公司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广告公司都能分享到奥运的“蛋糕”，更多的公司在奥运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双方态度泾渭分明。 　广告公司对待奥运态度泾渭分明 　一类广告公司极力推崇奥运会对品牌营销传播的价值。此类公司有两种，一是客户中有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二是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 　服务奥运赞助商的广告公司是本次奥运营销的大赢家。正如广告公司所乐见的，诸多企业为了利用奥运的大好时机宣传自己的产品，不惜成本大做广告。据胜三公司估算，奥运赞助商的广告支出达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由于赞助商的“烧钱”行为，为之服务的广告公司当然跟着受益。而对于奥运营销倾注的心血也很大，从如何成为奥运会赞助商到成为奥运会赞助商之后的具体战略，不少公司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为客户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服务普通客户的广告公司也想淘得一桶奥运金，因此它们极力帮助无力跳过奥运赞助这一高门槛的企业打起奥运“擦边球”，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达到提升品牌的效果。虽然奥运隐性广告遭到封杀，但广告公司早有准备，新花样不断上演。 　另一类广告公司对奥运的态度相对冷静。大部分此类公司的客户中没有奥运赞助商。或者是因为客户品牌与奥运营销并不匹配，或者是受到自己业务规模、能力的限制，它们并没有盲目地去追求“奥运”效应，态度自然会相对冷静。北京维传縗-普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奕认为：“传播的效果所看的是声音减掉噪音后还剩多少。借力奥运的确可以发出更大的声音，但人人都试图发出最大的声音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强的噪音，发声的结果也就难以判断。”

Web2.0是相对于Web1.0的概念，也即是第二代互联网。相对于Web1.0，Web2.0种种工具，可以归纳为两个特征：“众包以及社交网络。实现的具体技术手段有博客、RSS、Wik i、Tag等，采用xm l、Ajax等语言代替传统的Htm l语言。 这两个基本概念相比web1.0更加直接击中了传统报纸的软肋。传统报纸强调编辑中心制，从编辑的概念出发，主导先行。在平面媒体中，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只能通过信件方式体现，无法保证即时性，更不用说用户之间的彼此交流。Web1.0仍然坚持了编辑中心制，像雅虎、新浪等门户网站仍然全面依赖自身的编辑来实现内容的呈现，不过相比传统报纸，它增加了一些即时的反馈功能，比如通过BBS论坛等方式实现互动,建立社会网络，但这种互动比较单线，形式也比较单一。 Web2.0的“众包”概念无疑是革命性的，它将内容的主导权从网站编辑手里分离出来，几乎完全依赖于用户自觉不自觉的贡献。网站大量使用“用户生产内容”（User-g eneratedonten t，UGC），受众在网上发布的内容，透过报业网站这个互动平台得到广泛传播。 传统媒体的资讯来源限于报纸的记者，“众包”提供了鲜活的资讯，网络报纸也为受众提供传播渠道，Web2.0型的小型网站因之飞跃发展，拥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用户的可能。像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读书网站“豆瓣”（www.douban.c om），其工作人员只有9人，但注册用户已近百万。更不用说像YouTub e这样的世界著名Web2.0网站。 在Web2.0时代，用户互动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衍生了大量的社交网络网站。这些网站几乎全面模拟了人在真实世界里的社交网络，又在网络平台上扩展了新的社交功能。以Fa c eBo ok、MySpace为代表的社交型网站几乎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FaceBo ok让每个用户创建自己的档案，在上面更新自己日常的生活，并利用“六度人际空间”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上社会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人在社会上的大部分联系功能。 在这两个概念上演化的各种网络形式，更是威力巨大。在过去的三四年间，博客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它对媒体行业最大的冲击在于，它直接和传统报纸抢夺作者源，越来越多的专业写手直接用博客的方式写作，他们已经开始倾向于先建设好个人的网站或者博客，然后再把作品贩卖给各家媒体，改变以往向媒体投稿完全由媒体操控的方式。而众多的社会名流，以前往往对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正式言论比较谨慎，现在也开始用博客这种个性化方式来有意无意地传递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更不要说广大的“草根”博客了，他们中经常涌现出一些“草根英雄”，成为大众和媒体的新宠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报纸已经非常被动，往往需要从博客网站上获取文章和消息来源（尽管部分消息来源并不足够安全），原来的供求关系已经开始颠倒。 同样的，在视频领域，播客的流行以及YouTub e等播客门户的出现，全面挑战了电视台至高无上的权威。比起那些制作费高昂而又冗长难耐的电视节目来说，短小精悍且快捷方便的流媒体（stream media）更受人欢迎。而用户的DIY制作和上传视频，更加打破了电视节目的神秘感，使每个人都可以当上主播或者制片人。电视引进新科技较快，平面媒体应引以为鉴。 在资讯科技颠覆一切的时代，传统报纸是坐以待毙，还是转型为网络上自为的个体，在多媒体世界中建立独特的一席位？是拥抱社会媒体，还是继续关门作业？网络为报纸媒体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正在呼唤我们的想象，去进行积极的探索。

广告行业结盟维护创意版权 10月28日，中国广告创意维权联盟正式成立，作为“2008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主题活动之一，联盟的成立意味着我国的广告行业开始自发地改变广告创意保护缺失的现状。 广告创意维权联盟纲领中提到，联盟的成立将探讨原创广告版权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联盟将通过提醒、警告等行业自律行为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理，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七省会城市电视台共建广告经营联盟 10月28日，由南京电视台牵头组织的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负责人在南京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并组建了广告经营联盟。 据介绍，这7家省会城市电视台分别为南京、杭州、成都、广州、武汉、西安和沈阳，其广告创收总量在我国城市电视台中均位居前列。 为进一步探讨省会城市电视台面临的问题，拓展城市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7家电视台一致同意组建广告经营联盟，并发表了联盟宣言：决定在广告经营合作中互利互惠、精诚合作，共同抵制虚假信息，联合谈判，互相代理本地广告品牌，对普遍认为信誉差、资信不好的客户进行联合抵制。（南京报业网 雪刚） 小编感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约好了的，同一天成立两个广告联盟。虽然一个是电视台针对广告客户，一个是针对保护广告创意的，但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大家团结起来更好的规范广告市场，减少由于广告问题而带来的纠纷。

倍受关注的浙江奥康公司与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日前终于有了结果。浙江省永嘉县法院一审判决央视广告代理公司败诉，责令其赔偿浙江奥康公司违约金314.76万元。此判决结果一出，即引起一片争议。央视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判决不能理解，因为央视已提供了有效的证明但法院未予采纳；央视代理公司代理律师则认为，此判决有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法院没有客观考虑双方产生争议的实际原因，完全偏向浙江奥康公司一方。 央视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新闻媒体是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公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这种国家级的宣传媒体，有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时刻关注时事变化并及时进行报导宣传。因此，央视的节目和广告播出出现变化当属正常，任何广告公司所代理的广告都要遵循上述原则。据了解，浙江奥康公司委托代理公司在央视发布广告并于2007年5月30日签署合同，鉴于中央电视台的特殊性，双方无法在签约当时确定2008年度合作项目的具体播出情况及播出条件，即该广告项目是否还继续播出？在哪个频道播出？以及在何时播出？播出费用如何？为此，在合同签署前，代理公司就2008年可能发生的变化和调整向奥康公司做了客观说明，而双方通过充分交流达成共识并在合同第八条就广告具体播出安排明确约定：「如因重大节日、活动及央视频道、节目调整原因，本合同广告发布的播出频道、时间以央视实际播出频道、时间为准。」合同第一条规定的具体时间显然只是初步的约定时间，真正的播出时间当以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为准。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律师认为，浙江省永嘉县法院认为该条款「只是针对特殊情形处理的约定」，显然是对上述条款的错误理解，也没有顾及新闻媒体的特殊性。事实上，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发生严重的冰雪灾害，加上春节联欢晚会、「两会」召开以及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等重大事件，央视节目调整频繁，浙江奥康公司的广告发布当属依约履行。 判决下达后，媒体曾在第一时间致电该案主审法官李晓光，请他对该案上述判决发表看法，但他以当事人尚未接到判决书为由拒绝回答。据记者了解，央视广告代理公司已向温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二审开庭日期尚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