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由《亚洲户外》发起并与中国广告协会户外广告委员会合作，得到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经济调查中心支持，近30家全国主流媒体协助的“30×30找回都市——户外广告与城市相生共荣30年系列活动”日前已经全面展开。 　本次活动选择国内3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广泛征集近30年来关于城市景观、特别是户外广告发展的经典影像资料，以城市的变革与户外广告的演进为轴线，再现城市风貌与民众生活的日新月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时代变迁，检索中国城市变革的逻辑与影像，梳理户外广告业30年来的发展轨迹，弘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外广告让城市更美好”的理念。 　系列活动包括城市经典影像的公开征集、征集作品的巡展与专题论坛、出版发行中国户外广告30年大型画册这三个阶段，活动已于2008年10月中旬正式启动，将于明年初结束。

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福州市平潭县一家房地产公司擅自发布机动车车身广告，被平潭县工商局处以罚款2万元，并责令其限期登记。据悉，这是7月1日《关于福州市机动车车身广告设置和发布管理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正式实施以来福州市查处的第一起违法发布车身广告案件。 不少私家车主接到登记通知 据了解，平潭这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擅自在两辆自有看房直通车车身上喷涂广告。平潭县工商局对其进行了拍照取证，并依据《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开出“罚单”，对其处以罚款2万元。 今年7月1日，由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福州市公安局共同颁布的《关于福州市机动车车身广告设置和发布管理的意见》正式实施。该意见详细规定，悬挂本市号牌的机动车必须依法经由指定的工商机关登记才可发布车身广告，且内容、形式、规格等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否则最高罚3万元。 近日，已有不少私家车车主接到4S店的电话，要求前往进行登记。记者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私家车的牌照外都加装了金属外框，上面显示的是车商名称和联系电话等等，按照规定，这也是需要先登记后才可发布的广告。如果未登记，那么车辆经销商就要挨罚。 据统计，截至目前，福州市工商系统共登记机动车车身广告3036辆。其中，私家车登记1968辆。 小车车门禁发广告 广告公司没了生意 《意见》实施一个多月来，在广告界也引发不小反响。一开始，不少广告业内人士对这一政策十分欢迎，因为登记无需费用，又将车身广告发布规范化了，有利于促进私家车车身广告行业的发展。但渐渐地，广告公司业者却纷纷表示，业务发展几乎陷入困境。由于《意见》中规定，车门、车窗、前后挡风玻璃等处均不允许粘贴广告，那么对于私家车而言，只剩引擎盖、后备盖处可以发布广告，而不少有意发布广告的企业认为这些位置不够醒目，难以取得好的宣传效果。福州某广告公司陈经理告诉记者，从7月至今，他们没有接到一单私家车广告发布业务。 福州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表示，《意见》规定车门不允许粘贴广告，是根据2005年交警总队******的一个政策作出的规定。这位人士表示，“企业、车主对此确实反应比较强烈，但在这项政策没有正式更改之前，只能严格执行。” 据了解，由于2005年时私家车比较少，政策主要是针对公交车和货车。而小车和货车、公交车的车身比例完全不一样，小车的两个车门就占据了整个车身的位置，所以这一位置规定在私家车相当普及的现在显得有些尴尬。一些企业和广告业者已就此向交警部门反映情况，交警部门尚未作出表态。

冯小刚回归贺岁喜剧的作品《非诚勿扰》上映以来，票房高奏凯歌，迅速突破两亿元，但同时，该片也因存在大量的植入式广告而被观众批评，观众认为这些广告严重影响了电影的质量。 所谓植入式广告，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软广告。这类广告隐藏在电影的叙事之中，多数情况下以电影道具的形式出现。比如早先007系列电影之中的宝马车，《变形金刚》中的雪弗兰汽车等，国产片较早出现植入式广告的当属冯小刚作品，比如《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就出现了银行信用卡、某品牌的润滑油、甚至正在销售的楼盘等。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并不影响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而对于商家和电影制片方而言，植入式广告也越来越成为双方看好的一种合作形式。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质量的提高，票房节节攀升，国产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商家越来越看重电影这个平台。同时，相对于电影开始之前大量的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显然要更巧妙一些。植入式广告将商品糅进故事之中，在创意上先胜了一筹，同时又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电影的宣传，这显然要比抢占观众时间、硬性灌输的广告要强得多，更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商家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来做广告。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植入式广告因弥补了影片拍摄经费的不足，大大降低了高成本影片的投资风险而为制片方所采纳。广告作为影视产业中帮助投资方回笼资金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国际影视界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据了解，电影《非诚勿扰》已经靠植入广告收回了一半投资。 笔者认为，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电影产业的运作越来越成熟。投拍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资金问题曾困扰着电影人，而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压力。这一点，相信观众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观众所反感的是那些生硬突兀的植入式广告。 植入式广告做得好与不好，则是考验制片方能力的重要因素。将广告巧妙地糅合进情节之中而不影响情节的发展，这才是好的广告，相反，让观众觉得生硬和突兀，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就是败笔。《非诚勿扰》中，二者并存，航空公司和汽车的广告都让观众觉得自然和顺畅，某信用卡和房地产的广告则简单生硬。冯小刚自己也坦言对于本片中较为生硬的植入式广告心存遗憾，下一次运作时会特别注意加以改进。 植入式广告并没有错。电影制作方也好，广告商也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使植入式广告更好地和电影故事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欣赏到纯粹好看的电影，当然，对于其中比较自然顺畅的植入式广告，观众也就爱屋及乌了。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专家称“润物无声”看本事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新片《非诚勿扰》，最近曝光了片中为植入式广告设计的幽默对白。而近期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桃花运》《证人》《爱呼2》以及《女人不坏》，广告身影更是无处不在……一部影片，究竟植入多少广告才算合理？观众能否接受这种电影融资方式？记者采访了部分片商、导演、专家乃至影迷来寻求答案。 “不等于打断”植入式广告热的冷思考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报告，仅2006年，全国综艺娱乐节目中植入式广告的产值已近10亿元。如果加上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等载体中的植入式广告，这个数字将更大、更惊人。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　新时代的营销专家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以“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悄然地渗入人心，却让人浑然不觉，而深谙其道的操作者更是利用它赚得钵满盆满不亦乐乎。

“牛”年到。不论是广告公司还是广告主，都希望这个寓意辛勤耕耘喜获丰收的吉祥生肖，能帮他们一扫金融危机的阴霾，在2009年牛起来。 2008年，扑朔迷离的传播环境、市场环境让广告公司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愈加迷茫：曾经-奉为经典的品牌管理模型失灵了，原有的模块化品牌管理方案不得不被推翻，广告主对广告公司在特定时期灵活、快速地应对危机事件、行业变化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整合传播营销方案是要更多地迎合消费者心理，还是以固守品牌文化为传播基点？广告公司在企业需求、舆论导向和消费心理的平衡中踯躅前行。 中国广告业生态调查报告进入第七个年头，作为广告业的主干，我们一直更为关注广告公司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走向，尽管往年的报告也显示出广告公司和广告主、媒体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但是，在2008年的报告中，我们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广告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广告主的需求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广告公司不仅在实践上跟不上广告主的市场节拍，更在服务理念上与广告主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差。 广告主的生存之本在市场，广告公司的生存之源在广告主，这本是广告业生态环境中最为清晰的一条生态链。 然而，这条生态链却发生了扭曲。 以往，广告公司在究竟是广告主还是媒体主导广告行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面对媒体资源稀缺的传播环境，广告公司和广告主把广告活动的重心偏向了具有垄断性资源的强势媒体。 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往情深的广告公司突然发现自己被“闪”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需要“代理”，直接与广告主联姻。广告公司传统的主流服务模式受到广告主的严重质疑。这样的鸿沟和偏差，如果再不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任其扩大，足以致命。 既然传统的经验已不再有效，改变就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瞬息即变的市场环境、面对庞杂混乱的传播环境，企业家更希望广告公司能加强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希望广告公司能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整合营销传播能力，从代理服务型向管理顾问型转变。 我们不能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市场拼杀，土生土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对市场反应更为敏锐，对品牌管理更为熟悉，填补这条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告公司的綷-营者们伏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企业家学习，尽快弥补广告公司那块足以致命的“短板”。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国经济遭遇“冬天”。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广告业还是处在上升势头。调查显示，上半年，广告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从0.44亿增长到了0.94亿人民币。奥运经济大大推动了中国广告行业，61.3%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增长，经历了增长的广告公司平均增长率为14.2%。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增幅高出平均值近一倍。 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究竟是谁在裸泳。面对资本的“断供”，现在的新媒体不得不挤掉泡沫，通过相互并购寻求出路。不过，新媒体能否真正活下来恐怕还需经受得住广告传播规律的检验。 信心对于广告这个智力型行业而言，比资金和资源更重要。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广告公司对2009年的预期信心，这让我们忧心忡忡。传统业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市场和客户没有新的广告需求。面对危机，消极主义者眼里是冬天的萧瑟与凄凉；乐观主义者眼里是冰雪覆盖下孕育的勃勃生机。 金融危机不可能片刻即逝，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然而，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我们要说，消极悲观的负面情绪是不符合行业发展现状的，只会把整个行业和广告公司引入歧途。因此，我们更希望，广告公司能从这个报告里，感受到更多的信心、勇气和鼓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危机就包含机遇的意思。应对得力，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 2009年的新春佳节来得早。在这个早春的日子里，我们建议，广告公司尤其应该积极地从改变自身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与广告主齐心协力，共同寻找更加实效、经济的抵御寒流之策。在我们看来，广告公司理应成为欣欣向荣的报春花，尽早唤醒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看到正在解冻的冰川、正在开封的大地，提早为新一轮的春播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祝福，2009年，能有更多的广告公司逆风飞扬，牛气冲天，越飞越高。

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从三鹿贪婪蒙昧的高管团队到恒天然的放纵，一幅百亿级企业一朝崩塌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其中留给中国商界的反思，远未终结曾经位居中国奶业三强之一的三鹿集团，终于要作彻底告别。伴随三鹿即将破产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时出庭的，还有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这次全国聚焦的庭审，勾勒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最高潮时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径。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

在21世纪，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取信息，一旦读者陷入信息渠道竞争的“沼泽”，他们就会回归传统：只获取值得信任的信息，这正是一直以来报纸的伟大使命，权威性必将使报纸在未来更强大。 如果报纸能够提供可以信任的新闻资讯，那么其发行量会上升，这个“发行量”包括网页流量、RSS订阅人数、电子邮件列表订户、手机报纸等，这同样将惠及广告。 最近，美国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官方网站宣布，将于明年4月起停止出版纸质日报，专注于制作网络版报纸。读到这条消息的人，一定都熟悉这样的镜头： 地铁上、火车上、公交车上，几个认真读报的人，丝毫不介意周围的喧嚣；一个悠闲惬意的午后，泡一杯茶或咖啡，品一份自己喜欢的报纸，一脸的享受与满足……报纸，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视线从报纸投向网络，当人们手里的报纸换成手机或某种阅读器的时候，报纸将以何种形态生存？目前大多数网络版是免费的，读者如果抛弃印刷版跑到网上，电子版会不会影响印刷版的销量？互联网技术是不是“非营业性技术”或“具有破坏性的技术”？ 消亡还是涅槃？ 其实早在2007年1月，创刊于1645年的瑞典《国内邮报》已停止发行印刷版，只以网络版的形式出现。很多人担心，它是否已不再是“世界上仍在发行的最古老的报纸”。曾在该报工作20年的主编汉斯·赫尔姆感伤地说：“网络版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报纸了，这种改变将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当“版面缩小了一英寸半”的《纽约时报》面世时，《编辑和出版者》杂志高级编辑乔·斯特鲁普也曾发出：“今日缩小，明日消失？”的焦虑。 焦虑早已有之。当网络把铺天盖地的信息极其廉价地推到读者面前时，关于“报纸是否消亡”的争论就一直不断，而传统媒体对网络的青睐让报纸的生存更充满悲情色彩。 此时，传媒大亨默多克站出来了。他在演讲中表示：“与报业‘悲观论’看法不同，我相信报纸发展还将再创新的高峰。在21世纪，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取信息，一旦读者陷入信息渠道竞争的‘沼泽’，他们就会回归传统：只获取值得信任的信息，这正是一直以来报纸的伟大使命，权威性必将使报纸在未来更强大。” 这位生意人以极其诗意的语句表示，传统报纸未来不会走向衰亡，网络将使传统报业“涅槃重生”，数码时代将孕育出拥有庞大市场的全新报业形式，并让订报纸的读者倍增。 他认为，如果报纸能够提供可以信任的新闻资讯，那么其发行量会上升，这个“发行量”包括网页流量、RSS订阅人数、电子邮件列表订户、手机报纸等，这同样将惠及广告。 不变的是核心价值 《纽约时报》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他的言论。有数字显示，2007年，纽约时报集团的数字业务收入比2006年增长22%，2008年上半年数字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2.6%，增加了2.6%%，数字纽约时报公司以30%%—40%%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其印刷报纸的发行量并未减少。 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当被问到纸制《纽约时报》的将来时，其董事会主席和出版人苏兹伯格表示：“我真的不知道五年后《纽约时报》是否还能继续出版发行。事实上，我也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苏兹伯格表示，他目前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控制和管理好《纽约时报》从传统报纸发行到电子版转变的过程。他表示：“互联网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我们正朝那个方向前进。”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案例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民表示，网络技术是否会为纸制媒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还是一个不断发展探索的阶段，任何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但他强调，报纸的核心价值在于信息的挖掘、采集、制作和把关等等，而印刷只是其生产流程的一个要素。从长远来看，纸制的形式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表明报纸的形式发生了本质变化。 而新技术本身也不是网络的专利，“很多传统媒体的记者在写作时会从网络上收集信息，会用MSN等通讯工具与人沟通，这说明新技术同样可以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喻国明说。 同时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报纸不管通过什么媒介都应该是收费的，比如美国很多报纸的网络版都不是免费的，而且其网络版的费用远低于订阅纸制的，因为其生产成本要低的多。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尝试，”他举例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电子版让边远地区的人们以较低价格阅读浙江日报，而且通过这种渠道，可以获得读者的阅读信息，比如他们喜欢看哪方面内容，哪篇文章受欢迎等等。这些信息对改善纸制媒体的质量有极大好处。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技术发展确实能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 定制“我的报纸” “越是在信息泛滥的时候，报纸的价值就越能体现。”喻国明认为，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报纸会朝着更为集约的方向发展，服务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某报纸定制某个评论家的文章，或者你需要的信息。”他举例说。 默多克也认为，当前的挑战是透过报纸品牌，让读者获得个性化新闻，并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传送。他声称，“要在今日竞争中获胜，报纸再也不能提供‘大小通吃’的新闻，其挑战是利用报纸品牌为读者量身打造新闻”。 个性化服务有赖于技术的不断革新。苏兹伯格曾表示：“为了满足读者对网络新闻发布方式的强烈需求，我们一直在寻找契机和技术依托，将纽约时代周刊独一无二的新闻内容提供给更多读者。” 2006年，《纽约时报》公司与微软合作推出时报阅读器TimesReader。这是一款基于PC的获取新闻的软件，用户在缴纳165美元的年费或者15.95美元的包月费后，无论在线还是离线，都可以读到最近几天发生的各类新闻，还可获得时报精选、付费填字游戏以及其他各类特色服务。“这是报纸与网络媒体互动合作的重要一步。”苏兹伯格说。 相关链接 今年7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国家级多媒体数字出版实验室首次公布了对全国335份数字报纸的测评报告。自2006年2月全国第一张数字报《浙江日报》数字报诞生起，到目前，全国已经有33家报业集团，300多家报社，500多份报纸出版发行数字报。 测试报告结论显示：八成多媒体数字报纸导航功能完备；近四成多媒体数字报纸不具备简单检索功能；绝大部分多媒体数字报纸更新周期与纸质报纸一致；半数以上的多媒体数字报纸有两种在线浏览格式；近半数多媒体数字报纸用户控制功能设置不完善；绝大部分多媒体数字报纸没有真正实现多媒体化；1/3多媒体数字报纸读者交互功能差，不太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尚无多媒体数字报纸采用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仅有4%%的多媒体数字报纸为付费浏览，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中。

“当你走在长安街上，突然看见了人民大会堂后面那个巨大的蛋形建筑，你想知道那是什么，你该怎么办?”2008年12月10日，赵科林(ColinGiles)将这个问题抛向记者。 作为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赵科林并不是第一次向外界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就很快自己给出答案：“你只要拿出你的诺基亚手机，对着这个建筑物，拍下照片，手机就会自动查找网络资源，再给你带来详细的信息。” 这一幕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并非只是梦想。在赵看来，通过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手机将变成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工具，是一个集沟通、娱乐于一体的平台，未来，人们可以没有电脑，却不能没有手机。 这也是诺基亚正在努力的方向。2006年，诺基亚提出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并为此展开战略布局。这家一直以来以手机制造商面目示人的厂商，两年以来的互联网之路走得如何? 对此，诺基亚相关人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提醒记者：“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业曾经是木材纸浆，甚至在20年前，通信在诺基亚业务中的比例还很低。” 手机变身移动PC “目前全球有35亿手机用户，预计到明年第一季度会增长到40亿，其中有10亿是诺基亚的用户。未来，诺基亚希望再卖10亿部手机。”2008年12月2日，诺基亚CEO康培凯(Olli-PekkaKallasvuo)在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NokiaWorld2008”大会上雄心勃勃地表示。 两年之前，康培凯接过诺基亚CEO的职位，当时诺基亚已经在手机行业赫赫有名，但如何让这种优势持续下去成为他思考的方向。 康培凯提出来的解决之道是再次转型，方向是让诺基亚成为真正融合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公司。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转型并不是以抛弃手机为代价，而是利用目前在手机上的优势，迅速向移动互联网布局。 众所周知的是，诺基亚为此做了一系列加减法：一方面，把其通信设备业务与西门子通信一起合并成立了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另一方面，以80亿美元收购了地图和导航软件公司gate5，收购了向用户提供照片、视频等共享服务的媒体共享网站Twango，收购了移动广告公司Enpocket，以及以81亿美元收购了导航领域的地理位置服务商NAVITEQ。 诺基亚负责服务与软件的副总裁NiklasSavander表示，游戏、音乐、短信、地图、媒体是移动互联网上的五个必需的服务，而诺基亚的投资方向和资源投向也会围绕着这个方向。据介绍，截至目前，已经有35%的诺基亚用户通过手机听音乐，其游戏业务已经在130个国家推出，地图业务覆盖全球200个城市，在70%的国家拥有点对点的导航，用户达600万，而到2010年，诺基亚出货的手机中将有3亿部拥有GPS功能。 在2008年12月2日的“NokiaWorld2008”大会上，诺基亚负责市场的副总裁AnssiVanjoki在把一台台式机推上讲台后说道：“诺基亚宣布向互联网转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手机变成移动电脑。”也就是说，与之前销售的10亿部不同，诺基亚未来将销售的10亿部手机会是融入了移动互联网的移动电脑。 什么样的手机是真正的移动电脑?AnssiVanjoki认为：首先，要有宽大的屏幕;其次，要有足够的存储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上面提到的互联网服务。 手机上的社交网络 为了向移动互联网转型，诺基亚提出了ConnectingPeople(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口号，让人们JointheCommunity(加入社区)，要把互联网变成“你的互联网”，从而构建起手机上的社交网络。 一部手机一般而言只有一个人使用，这种能具体到个人的工具特性，使之更能成为社交网络的有效载体。 为了打造手机上的社交网络，2007年8月，诺基亚推出了其移动互联网门户Ovi.com。一位诺基亚人士向记者介绍，如果在Ovi上拥有一个账户，你出去旅游，将自己拍的照片通过自己的账户实时发到Ovi上，你的朋友即使在万里之外，也很快就能在电脑上欣赏你的照片。 美国分析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分析师JulieAsk指出，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网上行为的“窝”，根据她的调查，现在有50%的人用手机拍照片，有15%的人将手机上的照片输出到电脑，而以后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分享它们。也就是说，手机将成为社交网络的核心，它会将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络连接起来。 JulieAsk说，全球有很多地方的人们没有PC，但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手机，比如非洲。尽管2006年她去非洲时发现那儿和她十年前去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们用上了手机。 不过，AnssiVanjoki说，Ovi并不是纯粹的社交网络，而是诺基亚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环境，它不是排它的、惟一的，而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可以把多种应用整合在一起。在本次大会上，诺基亚发布了N97，这被认为是一个最全面的Ovi手机，整合了几乎所有的Ovi服务。 目前，Ovi正在寻求与全球各地运营商的合作，并且已经与沃达丰、Orange签订了协议，进行利润分成。 中国市场踯躅 然而，Ovi能否成为连接其它社交网络的桥梁，诺基亚能否成为移动社交网络的未来中，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觊觎移动互联网蛋糕的厂商并不在少数，并且他们也已经从不同方向冲入了这片蓝海。 “诺基亚现在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摩托罗拉和三星，而是更具有野心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事实上，2007年是诺基亚的移动互联网战略经受考验的一年，苹果、谷歌的出现改变了移动互联网的格局。苹果研制出了很受欢迎的手机终端iPhone，此后又推出了AppStore，让开发者可以卖软件赚钱，形成了围绕iPhone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 如果说苹果是和诺基亚一样，是从终端进入移动互联网市场，那么浑身上下没有硬件资本的谷歌则通过开发手机操作系统成为了诺基亚的另一个劲敌。随着谷歌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的推出，以及2008年基于Android系统的手机GPhone问世，通过操作系统占领市场的战略已经逐渐奏效。截至2008年11月9日，Android旗下的开放手机联盟已经有了47家成员，涵盖了运营商、手机厂商、芯片商、软件商等许多产业链上全世界重要的厂商。 除了苹果、谷歌等企业之外，移动运营商对此也跃跃欲试。比如，中国移动通过它的“心机”订制方案，在定制的手机中捆绑中国移动本身提供的服务另外，中移动还在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在应用层上完成对自己业务的捆绑。 “实际上，在2006年底，诺基亚拥有着最佳的机会。”上述人士表示，“当时苹果手机还没有出现，谷歌还没有推出操作系统。” “移动互联网的格局尚未确定，但诺基亚的地位相信会非常重要。”上述业内人士说。 据NiklasSavander介绍，Ovi目前已经在全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在新兴市场的接受度更快，在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反而慢一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诺基亚的互联网战略在不同市场推进速度的差异。比如，中国是诺基亚最大的单一市场，按照常理，中国理应成为诺基亚互联网战略的重 要阵地。但是由于其在中国尚未获得互联网经营牌照，Ovi目前也就还没有中文网站。诺基亚相关负责人亦没有透露中文版的推出日期。 此外，诺基亚推崇的地图服务在中国亦无法访问。由于中国在地图方面的管理政策原因，诺基亚尚不具备在中国提供地图服务的资格，“这就像当初谷歌遇到的情况类似，由于谷歌没有地图测绘权，谷歌只能选择和高德合作，使用后者提供的电子地图”。 12月10日，诺基亚宣布其N-Gage移动游戏服务中文版正式上线。通过Web登录，国内玩家即可在线下载并体验各种最新的N-Gage手机游戏。据记者了解，这是诺基亚第一款针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汉化互联网产品，稍稍补上了其互联网战略在中国市场的缺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诺基亚的互联网战略中，其中国相关分支机构亦开始摆脱仅仅是销售队伍的形象，开始担纲起了核心研发。12月10日，诺基亚高级副总裁和诺基亚北京研究院负责人HenryTirri表示，该研究院未来的四大研究方向中有两项就是基于互联网战略的，分别为丰富情境建模和未来用户界面，前者主要负责在多种情境中来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而后者主要是发展人机交互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