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谷歌的搜索建议中将很快出现赞助广告、广告信息、直接链接等广告。这些广告将在输入搜索文字时显示的下拉菜单中出现。 　显示搜索建议从八月以来一直是谷歌主页的默认功能，现在，将不仅仅是预测用户可能找什么搜索词，而是提供到网站的直接链接。 　一些搜索建议甚至显示的是谷歌的广告合作伙伴，如《新闻周刊》。这些链接都显示为黄色表明这是广告，测试中的广告链接既出现在顶部也出现在底部。 　谷歌正在测试对搜索结果进行多种改进。Sitelinks功能显示网站内搜索结果，用户能直接进入某个网页，测试中的Pagelinks更是能让用户进入网页的某个区域，但是这只针对有机搜索结果中排名第一的网站。以前，谷歌对可能的拼写错误只显示“你是想找(自动更正后的搜索词)吗?”这样的文字，但是只显示所输入的搜索词的搜索结果，现在还显示自动更正后的搜索词排名最高的两个结果。  

长沙公交车辆车身颜色规定为三种，车身广告从内容到颜色与字体都有了明确规定。昨日，市公用事业局透露，22日，该局已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公交车辆车身颜色和车身广告的通知》，要求即日起，长沙市凡新增和更新的公共汽车必须按《通知》规定的车身颜色执行，凡车身广告到期的车辆必须按《通知》规定的车身广告位置执行。到明年7月1日前，全市所有公共汽车车身颜色和车身广告须按《通知》规定的规范到位。 “公交车辆车身颜色规定为三种，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为一种，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种，其他7家巴士公司为一种。”市公用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三种颜色基本搭配为，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车身基准色为白色，配深绿色、浅绿色和淡绿色色带；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车身基准色为白色，配淡绿色（色号与湖南巴士公司有区别）色带；其他7家巴士公司车身基准色为白色，配淡青色带。并且，车辆车身油漆工艺必须为烤漆。 《通知》要求，公交车车身广告字体必须规范，用语文明，颜色必须符合广告颜色规定，不能发布大红、大绿、大黄、大蓝和颜色太深的广告，严禁发布城市管理部门明确禁止发布的广告。且字体长度不得超过40厘米、宽度不得超过30厘米。 此外，《通知》要求车身广告位置为，车身两侧前轮后边缘线以后、两侧车窗玻璃最低位置水平线以下、车身两侧尾部边缘线1米以前为车身广告发布位置；车辆尾部有后引擎盖的，其引擎盖为广告发布位置，无引擎盖的公交车辆，车辆后部挡风玻璃下方250毫米至后保险杠以上及车尾左右两侧250毫米以内为广告发布位置，且广告边缘线必须裁弯取直；车身广告不得影响车辆各种安全设施和各种服务规范标识。除上述位置外，车身外其他任何位置均不能发布广告。 广告内容应健康、文明、规范，制作整洁、美观。商业广告制作发布不得违反广告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药品、农药、医疗器械、食品、酒类、化妆品、烟草等特殊商品广告以及医疗广告的发布必须严格遵循有关专门性法规的规定。不得以公共客运车辆为媒体发布不雅观产品或宣扬低俗内容的广告。广告制作的材质必须环保、精美，保持画面不褪色，不鼓泡、不残缺、色泽鲜明整洁，广告张贴平整。严禁使用低劣油漆作为广告制作材料。 市客管处负责人表示，将根据公共客运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公共汽车车身颜色和广告的督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将及时依法进行查处。

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从三鹿贪婪蒙昧的高管团队到恒天然的放纵，一幅百亿级企业一朝崩塌的完整图景得以呈现。其中留给中国商界的反思，远未终结曾经位居中国奶业三强之一的三鹿集团，终于要作彻底告别。伴随三鹿即将破产的消息，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也在2008年最后一天走上了法庭。同时出庭的，还有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等。这次全国聚焦的庭审，勾勒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的庞然大物，在最高潮时刻突然崩塌的大致路径。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网络广告的增速有所放缓，但这也给了网络广告重塑格局的机会。有数据表明，网络广告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到了品牌营销阶段。 网络广告增长率为29.8% 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119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7年增长54.9%，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奥运为互联网企业的广告收入贡献较大，品牌广告主对网络广告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各类视频网站在营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009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会受到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加快、网络广告成本进一步降低等利好因素的促进，不过，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波及，2009年的网络广告营收规模会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达到154.5亿元，相对于2008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9.8%。 新媒体有可能逆市上行 对于不被看好的2009年，业内厂商有着相同的看法。游戏内置广告商壁虎科技CEO李柳军表示，经济寒冬可能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个打击，但对于新媒体而言则有可能是机遇。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形下，广告主会大幅削减广告投放。“当广告主广告预算被大幅削减时，它首先会砍掉电视、报纸等占大头的传统媒体广告。” 悠视网CEO李竹也认为，从昂贵的电视和平面媒体减下来的部分广告预算会投向有替代性的网络视频。同时，广告主对营销效果的注重，导致广告投放更加倾向于细分群体，受众层次明确的营销价值得以显现。 网络广告正进入品牌营销 一直以来，网络广告一直为广告主所诟病的就是其展现效果的单一。传统的网络广告以广告联盟为代表的文字链接、图片链接等长尾型效果广告为主，受众不清，主要目的是刺激消费而对品牌的提升无太大帮助。 而随着网络视频这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广告市场。广告业内人士表示，附着于视频上的网络广告类似于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广告，目的在于树立品牌形象，将会是品牌广告主的主投方向，而提高广告的展现效果，无疑会加大对广告主的吸引力。

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如果你看好一款3G手机却不能得到手机卡的网络支持，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想换一个3G运营商，但同时必须连手机一起换掉，你将如何选择？随着3G时代临近，许多用户在选购3G手机时发现，这样的尴尬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在2G时代，中国市场基本上是GSM标准一统天下，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手机制式的问题。然而，那种随便买一个手机插上卡就可以打电话的时代即将被3G技术终结。手机用户将面临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 3G时代用户面临选手机难题 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马鸿宾最近花2500元淘到一部已经在欧洲上市的诺基亚3G手机E65，但买回来一看其只支持WCDMA制式，而他现在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将来只能使用TD－SCDMA制式。对于他来说，要么换卡转网，要么再换手机成了享受3G服务前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鸿宾的尴尬并不是特例。随着三种制式的3G网络在中国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感受到手机与网络难以兼得的烦恼。 3G牌照正式发放确定了未来中国3G市场的三元化格局，即中国移动采用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TD－SCDMA，中国电信采用美国提出的CDMA2000，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采用欧洲提出的WCDMA。纵观全球3G市场，欧洲正全面建设WCDMA，美国、韩国全部是CDMA2000，日本是两种都有，同时启用三个标准的目前就是中国。 通信专家项立刚说，就像拿着美国市场的CDMA2000手机到欧洲用不了，欧洲的用户也无法漫游到美国一样，中国同时建设三张不同标准的3G网络，用户要从一个运营商换到另一个运营商时就必须换手机，因为一种制式的手机无法在另一种制式的网络中使用。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营业厅了解到，目前接受试商用的TD手机以及将来可以直接升级到CDMA2000的手机，都只能在一种制式下使用。 3G时代，已经拥有七成中国手机用户的中国移动将提供中国本土提出的TD标准，而原先在2G时代已经处于市场主流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几家品牌手机厂商在此领域都不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全球市场中，三星和诺基亚分别是CDMA2000和WCDMA两大阵营的主力厂商，由于网络建设时间早，两大品牌的3G终端产品都已经相当丰富。而中国移动提供的TD标准试用机则以联想、宇龙、海信等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主，不仅数量有限，品牌影响力也还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移动用户来说，未来在网络与机型之间取舍，着实要费一番思量。 三强鼎立是否有兼容手机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在2G时代，中国市场上出现过一些兼容GSM和CDMA两种制式的双模手机。从技术上看，在3G时代设计生产三种制式之间相互兼容的多模手机也并不是不可能，但这一发展方向至少面临着运营商和专利成本两大障碍。 首先，3G时代的电信服务已经完全脱离了语音服务的框框，3G网络海量的数据交换能力赋予运营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巨大业务空间。多样、差异化的服务将成为运营商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 记者在一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看到，针对189号段“天翼”互联网手机，柜台里摆满了各式三星定制手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定制手机支持运营商针对“天翼”品牌的特殊服务，而市面上销售的其他同一制式的手机就会缺少很多个性化服务。 可以想见的是，3G时代的运营商将更多地通过定制手机的方式抢占产业链龙头地位。近期中国移动推出“G3”标识，运作其3G业务，以及中国电信打造“天翼”互联网手机都可以视为运营商掌控手机功能演进主导权的信号。而强调个******务的运营商很难有足够动力去推进跨网兼容的多模手机。 其次，多模手机必然带来高成本。对于一个完整的通信技术而言，每一个绕不过去的专利都是核心专利，任何一个厂家生产不具有核心专利的产品就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专利授权费。 电信专家李进良指出，在3G技术领域，WCDMA标准的核心专利60％由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占有，CDMA2000则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占了大部分，而TD－SCDMA的核心专利90％都掌握在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中、美、欧三大阵营各自控制一套3G国际标准的核心专利，不管谁来生产多模手机都将承担高昂的专利成本，产品上市后的高售价自然压缩其生存空间。 TD会不会输在终端上？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给中国市场的3G较量造成了更多变数。三大标准到底谁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则要纵观技术、网络、市场等多方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来说，最明显的不足就是产业链不够成熟，主要体现之一就是终端能力不够强。 项立刚认为，相对而言，中国联通采用的WCDMA和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2000，在国外市场的终端款式都比较多，也比较成熟，高质量的手机不少。中国移动的TD－SCDMA终端现在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是，对于TD来说，并不是没有好手机。 　 不少专家认为，TD标准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准，而是国际电联正式批准的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准本身是公开的。现在不但是中国制造商在做，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摩托罗拉、三星等等国际移动通信著名企业都加入了TD行列，都在和中国公司合资，说明中国巨大的市场地位对全球3G市场已经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应该对TD抱有充分信心。　 项立刚认为，未来随着手机生产的大牌企业加入，以及市场淘汰机制的形成，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定会有高品质的TD手机在市场留下来，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

冯小刚回归贺岁喜剧的作品《非诚勿扰》上映以来，票房高奏凯歌，迅速突破两亿元，但同时，该片也因存在大量的植入式广告而被观众批评，观众认为这些广告严重影响了电影的质量。 所谓植入式广告，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软广告。这类广告隐藏在电影的叙事之中，多数情况下以电影道具的形式出现。比如早先007系列电影之中的宝马车，《变形金刚》中的雪弗兰汽车等，国产片较早出现植入式广告的当属冯小刚作品，比如《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就出现了银行信用卡、某品牌的润滑油、甚至正在销售的楼盘等。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并不影响观众对电影故事的理解。而对于商家和电影制片方而言，植入式广告也越来越成为双方看好的一种合作形式。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质量的提高，票房节节攀升，国产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商家越来越看重电影这个平台。同时，相对于电影开始之前大量的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显然要更巧妙一些。植入式广告将商品糅进故事之中，在创意上先胜了一筹，同时又是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电影的宣传，这显然要比抢占观众时间、硬性灌输的广告要强得多，更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商家也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来做广告。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植入式广告因弥补了影片拍摄经费的不足，大大降低了高成本影片的投资风险而为制片方所采纳。广告作为影视产业中帮助投资方回笼资金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国际影视界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据了解，电影《非诚勿扰》已经靠植入广告收回了一半投资。 笔者认为，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电影产业的运作越来越成熟。投拍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资金问题曾困扰着电影人，而植入式广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压力。这一点，相信观众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观众所反感的是那些生硬突兀的植入式广告。 植入式广告做得好与不好，则是考验制片方能力的重要因素。将广告巧妙地糅合进情节之中而不影响情节的发展，这才是好的广告，相反，让观众觉得生硬和突兀，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就是败笔。《非诚勿扰》中，二者并存，航空公司和汽车的广告都让观众觉得自然和顺畅，某信用卡和房地产的广告则简单生硬。冯小刚自己也坦言对于本片中较为生硬的植入式广告心存遗憾，下一次运作时会特别注意加以改进。 植入式广告并没有错。电影制作方也好，广告商也好，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使植入式广告更好地和电影故事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欣赏到纯粹好看的电影，当然，对于其中比较自然顺畅的植入式广告，观众也就爱屋及乌了。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专家称“润物无声”看本事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新片《非诚勿扰》，最近曝光了片中为植入式广告设计的幽默对白。而近期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桃花运》《证人》《爱呼2》以及《女人不坏》，广告身影更是无处不在……一部影片，究竟植入多少广告才算合理？观众能否接受这种电影融资方式？记者采访了部分片商、导演、专家乃至影迷来寻求答案。 “不等于打断”植入式广告热的冷思考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报告，仅2006年，全国综艺娱乐节目中植入式广告的产值已近10亿元。如果加上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等载体中的植入式广告，这个数字将更大、更惊人。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　新时代的营销专家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以“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悄然地渗入人心，却让人浑然不觉，而深谙其道的操作者更是利用它赚得钵满盆满不亦乐乎。

“牛”年到。不论是广告公司还是广告主，都希望这个寓意辛勤耕耘喜获丰收的吉祥生肖，能帮他们一扫金融危机的阴霾，在2009年牛起来。 2008年，扑朔迷离的传播环境、市场环境让广告公司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愈加迷茫：曾经-奉为经典的品牌管理模型失灵了，原有的模块化品牌管理方案不得不被推翻，广告主对广告公司在特定时期灵活、快速地应对危机事件、行业变化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整合传播营销方案是要更多地迎合消费者心理，还是以固守品牌文化为传播基点？广告公司在企业需求、舆论导向和消费心理的平衡中踯躅前行。 中国广告业生态调查报告进入第七个年头，作为广告业的主干，我们一直更为关注广告公司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走向，尽管往年的报告也显示出广告公司和广告主、媒体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但是，在2008年的报告中，我们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广告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广告主的需求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广告公司不仅在实践上跟不上广告主的市场节拍，更在服务理念上与广告主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差。 广告主的生存之本在市场，广告公司的生存之源在广告主，这本是广告业生态环境中最为清晰的一条生态链。 然而，这条生态链却发生了扭曲。 以往，广告公司在究竟是广告主还是媒体主导广告行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面对媒体资源稀缺的传播环境，广告公司和广告主把广告活动的重心偏向了具有垄断性资源的强势媒体。 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往情深的广告公司突然发现自己被“闪”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需要“代理”，直接与广告主联姻。广告公司传统的主流服务模式受到广告主的严重质疑。这样的鸿沟和偏差，如果再不引起广告公司的注意，任其扩大，足以致命。 既然传统的经验已不再有效，改变就是最好的选择。面对瞬息即变的市场环境、面对庞杂混乱的传播环境，企业家更希望广告公司能加强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希望广告公司能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整合营销传播能力，从代理服务型向管理顾问型转变。 我们不能不承认，经过多年的市场拼杀，土生土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对市场反应更为敏锐，对品牌管理更为熟悉，填补这条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告公司的綷-营者们伏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企业家学习，尽快弥补广告公司那块足以致命的“短板”。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国经济遭遇“冬天”。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广告业还是处在上升势头。调查显示，上半年，广告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从0.44亿增长到了0.94亿人民币。奥运经济大大推动了中国广告行业，61.3%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增长，经历了增长的广告公司平均增长率为14.2%。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增幅高出平均值近一倍。 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究竟是谁在裸泳。面对资本的“断供”，现在的新媒体不得不挤掉泡沫，通过相互并购寻求出路。不过，新媒体能否真正活下来恐怕还需经受得住广告传播规律的检验。 信心对于广告这个智力型行业而言，比资金和资源更重要。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广告公司对2009年的预期信心，这让我们忧心忡忡。传统业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市场和客户没有新的广告需求。面对危机，消极主义者眼里是冬天的萧瑟与凄凉；乐观主义者眼里是冰雪覆盖下孕育的勃勃生机。 金融危机不可能片刻即逝，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然而，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我们要说，消极悲观的负面情绪是不符合行业发展现状的，只会把整个行业和广告公司引入歧途。因此，我们更希望，广告公司能从这个报告里，感受到更多的信心、勇气和鼓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危机就包含机遇的意思。应对得力，挑战可以转变为机遇。” 2009年的新春佳节来得早。在这个早春的日子里，我们建议，广告公司尤其应该积极地从改变自身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与广告主齐心协力，共同寻找更加实效、经济的抵御寒流之策。在我们看来，广告公司理应成为欣欣向荣的报春花，尽早唤醒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看到正在解冻的冰川、正在开封的大地，提早为新一轮的春播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祝福，2009年，能有更多的广告公司逆风飞扬，牛气冲天，越飞越高。

能够分配进中央电视台，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理想。但是对于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孙玉胜来说，这份工作似乎并没有令他欣喜。因为，当时的电视远没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做电视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他来说有点“阴差阳错”。然而，“这个时期其实正是中国媒体实力大调整的前夜”，当时的孙玉胜并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即将步入黄金发展阶段的事业。 两三年后，电视超越广播成为第一媒体。这时尚在新闻一线奋战的孙玉胜虽然感受到了电视新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增加了时效性、强调了信息量，但是能够让他记忆深刻的栏目只有一个《观察思考》。1993年，孙玉胜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早间节目《东方时空》，随后几年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的相继问世，孙玉胜这个名字开始与“先锋”、“改革者”、“传奇人物”联系在一起。 开荒早间时段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1992年10月，结束了充满兴奋、争论的《广东行》（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电视片）摄制组生活，孙玉胜带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回到了北京。在一个洒满阳光的秋日早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交给了孙玉胜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任务：“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发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早间”是什么？是露水清凉的林荫道还是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孙玉胜开始了对早间节目的设计。 “最初的设想是在早间新闻之后安排一个40分钟的节目重播，把央视磁带库里积攒多年的经典节目盘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再受欢迎的节目过几年看价值也会减小。接着，筹备组又把节目定位在了服务性，但是这个方案再次被推翻，因为服务节目“很难产生轰动效应”。 “远方是敞亮的，眼前却是模糊的。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的大陆。” “突破是从检索当时的电视栏目还缺少什么开始的，这在后来成为创办新栏目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最终，首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新闻人物专栏，其次是关注社会的现场报道专栏，第三是生活服务专栏，第四是一个音乐电视点歌专栏。这时已经到了1992年12月，离预定的1993年3月1日的开播时间还有三个月。 接下来，人手的短缺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时间、王坚平、童宁、梁晓涛、张海潮……即使有了这些后来在电视届赫赫有名的精英加盟，早间节目依然“缺人”。孙玉胜说：“当时，事业单位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编制内考虑，而大家都有自己所属的栏目，能集中起来做早间节目的人很少，能集中起来制作我们想要的节目的人更少。”于是，更多的人员物色开始瞄向台外。“办法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形势逼出来的。”从刚开始的“只是过来干活”到后来的社会公开招聘，早间时段的开发无意中也开辟了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 《东方时空》时代 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新太阳60分》是孙玉胜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影响为早间节目最初设计的名称。然而，创意的兴奋还没有退去，时任台长杨伟光以一句“难道还有老太阳吗？”让孙玉胜的热情瞬间消失殆尽。彼时的孙玉胜对“太阳”二字情有独钟。几轮考虑后，最终，替补名称《东方时空》横空出世，开播时间也调整到了1993年5月1日。 2008年10月，谈及15年前《东方时空》的开拓性，孙玉胜最先肯定的是其对新闻现场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新影厂出的《新闻简报》完全就是画面加解说，没有一句现场同期声，后来的《新闻联播》、《观察思考》有了记者出镜报道，但是那时更讲究解说词和思想性，现场仍然是被忽视的。到了《东方时空》，新闻现场成为一种常态追求。“当时有一个口号叫24个小时等着你，如果有新闻线索我们24小时可以到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目前新闻实践强调的也无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初，MTV刚刚传入中国，为了在早间时段体现出娱乐性，《东方时空》引入了这种当时被视为最前沿的音乐形式。当年《东方时空》投资拍摄了很多MTV，比如民歌经典系列，也推出了一批新歌手。“现在KTV里还有当年我们推出的歌曲，像《阿莲》、《大中国》等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些歌曲通过发行授权，还把投资收回来了。”对于这些广为传唱的原创作品，谈笑之间孙玉胜充满了自豪。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壮士断腕”撤消了正处于颠峰时期的《音乐电视》（前身是《东方时空》金曲榜），这是《东方时空》第一次撤消一个栏目，自此后，《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新闻杂志”的定位日益凸显。 1993年有媒体这样评价《东方时空》：“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可能要数《东方时空》的片头曲以及第五套广播体操的配乐——《东方时空》使一些人早上起床要伴着电视里的晨曲洗漱了。”除了在节目内容和形态上的创新，《东方时空》在管理及运作体制上的实验也是其名噪电视界的缘由。 开播前的《东方时空》通过“承包方案”第一次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电视观众早晨不愿意打开电视的习惯。”随后，孙玉胜起草的紧急报告《关于早间节目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为《东方时空》获得了最早的启动经费——20万元，暂借。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借钱办节目，栏目开播一个月后，20万元全部还清，来源是广告收入。再后来，“以节目养节目，经费来源以广告收入为途径”的“放权”方案让《东方时空》充分体会到了广告与栏目互动的快乐，“《东方时空》连续好几年广告收入近两个亿。” 在电视圈内，有人说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延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也有人说《东方时空》更像是电视界的深圳，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闻评论部 “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 “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孙玉胜认为在他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期间，最令他骄傲的是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这个部训，这个部训也成为新闻评论部的文化灵魂。 “前卫其实是创新的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你的思维应该站在前沿，要有创新的意识、精神和作为。其次是在节目形态上有突破。再次是对内容的取舍，要反映观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新闻评论部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年这个部门诞生的一个最大动因是延续《东方时空》的示范效应，央视要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再开辟一个新闻版块。“当时这个时段有《观察与思考》、《今日世界》还有军事节目，在栏目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创办新节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集结人员。”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1999年，澳门回归48小时直播。1999年，国庆50周年直播…… 在采访中，孙玉胜一再提及这些节目的实验性特征，它们为后来很多新节目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标本。“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其实是缺少品种的，也不讲究电视的规律，特别是新闻的规律，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做了很多探索。” 2008年初，央视新闻中心进行改革，对下设的九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整合过后，新闻评论部不复存在，“大编辑部”意识和直播力度则在央视新闻频道得以强化。 “那么，如何评价新闻评论部？”记者问。 孙玉胜对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回避，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不管这个部门存在还是消亡，它的部门文化不应该消失。创新的意识、前卫的意识、对人命运的关注应该传承下来，融入其中会有创作的激情。” 2000年，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开始分管央视国际三年。2003年3月，孙玉胜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第十九期学员。一年培训结束后，他兼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5月，孙玉胜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自此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奥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当年新闻评论部的那些“牛人”，不少依然活跃在央视的新闻舞台，尤其是那些“名嘴”们，敬一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张泉灵、董倩、张宇……但凡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至今无法被超越。”孙玉胜说。 “十年改革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 “第一是人。”没有犹豫，孙玉胜脱口而出。“就是集结了一些精英电视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步走不出去，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电视节目。” 第二是体制。发源于《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为央视乃至中国电视界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模式。 第三是文化。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样的文化能得到弘扬，什么样的行为要得到遏制，营造一种正气、平等、理想、真诚等“与理想者相对称的氛围”。 第四是平衡。舆论监督类报道怎样才能既要生存、安全，不给政府添乱，又能有效行使监督的职能？孙玉胜说，这种平衡其实指新闻节目要“跟得上”，首先是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要跟得上中央政府的要求，第二是要跟得上新闻事件，一定要有记者出现在新闻现场。其次，新闻节目还要“放得开”，不要过于谨慎。要监督肯定有人反对，肯定会有风险，但如果总瞻前顾后，节目就不可能有锐气，就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然“放得开”也需要“把得住”。孙玉胜说，这些年，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提供线索的人太多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人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节目播出后会不会给‘线人’带来伤害。”毕竟，有很多“线人”不能估计到传播的力量，电视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反映考试舞弊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代考，那时有一个‘线人’举报并且接受了我们采访，最终我在审节目时把他接受采访的段落砍掉了。这个节目播出后，考试被废掉，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是谁举报了这件事情。”孙玉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讲述了伍德沃德与历史上最著名的“线人”、隐藏了30年多的“水门事件”背后的“深喉”。 改变语态 “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是孙玉胜在2003年写的有关央视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故事，这本书在电视界几乎人手一本，且让很多人“读之不忍释手”。白岩松曾在《十年》的读后感中写道，“无论是作为他的老部下，还是作为一个和他从未谋面的读者，翻开《十年》这本书，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孙玉胜则说，写《十年》时，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让他琢磨了好几个月，等到终于想出“语态”这个词时又在担心是否有造词的嫌疑。“当时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只有涉及到语法时才有‘语态’这个词。我当时想，这些节目最刻骨铭心的改变是什么？其实就是语态，把媒体的视角放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用观众乐于接受的、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三贴近’首先是从叙述方式开始。” “‘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栏目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首先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 “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事情。”在央视新闻类栏目大热的同时，地方台的民生新闻也在风生水起。孙玉胜认为，民生新闻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关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关注新闻的社会性，这其实与都市报是一类性质。都市报为什么好看，除了它关心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是大众的。 中国报业一度是“大报”不火“小报”火，“小报养大报”，但是有一份报纸很特殊——《广州日报》，这本是一份广州市委机关报，但是它的发行量很大，且80%是老百姓自己花钱购买。这份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标题，还是新闻的取舍，还是语言表达，都是都市化的，但又没有陷入“小报”的猎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语态’二字密切相关。”孙玉胜说。 未来电视 “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突破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 “现在的电视新闻一直在向新闻事件和深度报道两个方向推进。”孙玉胜表示，这几年新闻事件的报道变化较大，包括过去一直视为“禁区”的疫情、涉及到重要民生的公共卫生领域。“发，还是不发？从2003年的非典，2008的地震，再到最近的奶粉事件，都证明了媒体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五年来，新闻频道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直播逐渐常态化、系统化、立体化。“这当然是电视直播未来的方向，增加新闻性、现场感，更全面、更有细节。”这是孙玉胜眼里的直播未来。此外，重要的还有对人的关注。“今年四川地震报道时，人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是对生命的关切，主持人是否流泪哽咽都是次要的。神七报道时，报道的焦点自然是宇航员的点点滴滴。” “但是，目前我们的直播还仅仅体现在重大事件的直播，如何做到直播的常态化是下一步电视改革的重点。”不过，孙玉胜也表示，与形态的改进相比，内容其实更重要。就像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出自《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它并不存在直播。 “电视现在还是处于报道的时代。”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来说，尽管不乏评论节目，但是电视还是缺少评论。“评论是什么，评论是观点、观点，还是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报道。”不过不幸的是，真正的电视评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网络评论淹没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评论也存在很多困难，“现在只能是尝试，然后缓慢地推进。”